张之洞变革科举思想浅析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作用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史学界关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无论是原因还是影响等已经有众多的著作。本文以浅薄的学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就科举制度废除前张之洞变革科举的思想进行简单的叙述。

欧阳修在科举变革中的作用

欧阳修科举出身,曾多次为科举考官,且对科举变革提出过多条意见。为考生时,欧阳修认为应策时文"谈无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论",切中时弊。庆历年间,欧阳修反而要求"重策论"轻诗赋,所论不确。其他要求"随场去留"、删去谶纬、搜查怀挟等,或迂腐或琐细,于科举变革关系不大。欧阳修在科举变革中最大的贡献是嘉祐二年权知贡举时排抑"太学体",为科场带来新的文风。嘉祐年间的"太学体",指在太学盛行的旨在科举录取的险怪奇涩文风。科场时文没有个性没有思想,举子们就在写作方式和技巧方面动脑筋,他们用僻典,造怪句,故弄玄虚,尽量向深奥古朴、佶屈聱牙方向发展,这与个人性格、思想志趣、审美喜好毫无关系。所以,只要有考场与考生,险怪文风必然卷土重来。元祐以来,场屋险怪风习复炽,一直持续到南宋后期。欧阳修的排抑,只是一段时间内改变了科场风习。

李鸿章与晚清科举变革

李鸿章本是科举之路的成功者,却在接触西学后批判科举弊窦,主张以经世致用为标准培养和选拔人才,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具有"抡才大典"之称的科举制度。他还极力奏请清政府设立算学一科,推动了晚清的科举变革,为之后的科举变废奠定基础。可以说,李鸿章不仅是科举时弊的批判者,也是科举制度的冲击者,还是科举之变的推动者,更是清季科举变革的先行者。

中唐的科举变革与《诗》学传统

中唐之际,当"诗赋"成为进士科的考察内容后,逐渐导致了诗学好尚形式、辞采的风气。此时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便上溯《诗经》,主张诗歌要反映政治,要有引导社会、民俗向上的力量。科举考试作为官方的选贤任能的主要渠道,左右了整个国家的文教发展。所以,当学者们主张用《诗经》的传统来变革绮靡之风时,侧面反映出整个中唐其实是以坚守《诗经》汉学传统为主。

重文政策下的北宋科举变革

宋初,唐以来的科举旧制已很难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因此,从太祖开始就着手改革科举制度。太宗朝,随着统一大业基本完成,崇文教、抑武事,建立以文人为主体的国家管理体系被提上议事日程。太宗基于文官政治的需要,不断增加科举取士人数,吸纳大批读书人经科举考试进入官僚机构,奠定了文官政治的基础。为选拔符合国家管理所需的经世之才,科举考试科目与内容的调整也逐步展开,仁宗朝说书举与明经科的创设,使唐以来重诗赋的选才理念开始向重经义的方向转变。熙宁四年,正式废罢诸科、明经科与诗赋、帖经、墨义,经义取士成为主流。徽宗朝,在王安石三舍法基础上创立三舍贡士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结合起来,形成人才培养、选拔、任用一整套管理体系,这次尝试对明清科举影响深远。总之,北宋对唐以来科举旧制的改革,在根除武人专权、建立文官政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方面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学政群体与晚清科举变革

学政是清代管理地方学务的最高职官,负责主持岁考、科考和院试。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学政群体"衡文课士"的内容和标准也出现变化,并对科举士子产生了影响,波及到士林风气振荡,形成了广泛的文化效应。晚清学风变迁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以督学为任的学政在不同地域学风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从甲午到戊戌:严修与经济特科

甲午战后严修出任贵州学政,督学贵州三年期间,提倡经世致用,开办官书局,改造学古书院为具有“中西学堂”性质的书院,并在离任之际,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此次特科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的“最初之起点”,严修也因此暴得大名。尽管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经济特科很快停罢,但它的提出到终结,反映了晚清科举制度变革的趋向,不仅促进了政治风气、教育风气和社会风气的迅速转变,还深切影响了近代教育变革的走向。

清朝嘉道间的科举变革论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统治危机,嘉道间士人在科举方面提出在诸多变革建议,如减少科举中额;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减少八股经义的比重,改试策论,增加时务和史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分量,培养和选拔通达时务、经世致用之才;进而与科举相关的国家法度,如禁止士人议政、首崇满洲选官用人制度也成为讨论变革的对象。这些言论和建议与清末改革停废科举的诸多措施类似,有助于通贯考察清代科举变革从传统内变到传统外变的演进历程。

晚清学政与维新变法运动

晚清维新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局限在宫廷争斗,更在于开通全国新风气。而执掌各地学校政令的学政对各省风气的开通,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汪康年等维新志士利用人脉关系的联络与劝导,各省学政积极投身到开通风气的运动之中,利用体制与职权之便,推广新式书院与新书报章,引导士子关心时务。此外,他们在朝野讨论变革科举之际,率先变更岁科考试的旧章,为清末新政的展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