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变文叙事体制的渊源与衍变

敦煌变文叙事体制最基本的构成形式,是在散文形式的叙事进程中加入韵文,散文主要用于叙事,韵文用于渲染或概括,深化散文内容;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不断交替出现,形成韵散相间的整体格局。变文的韵文引导方式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直接以"偈语"、"诗偈"、"诗曰"等方式引导;二是以纯粹的"当尔之时,道何言语"及其省略方式"道"、"云云"等词引导;三是只简单用到"道"、"曰"、"云"这样一些词语,甚至干脆没有任何引导词或引导句。这三类引导方式,展示了引导词从繁复到简洁的流变过程,无论哪一种引导方式,最后都能追溯到汉译佛典的叙事体制。变文的叙事体制是汉译佛典叙事体制的传承、沿袭和衍变,应是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

诸宫调音乐叙事体制流变考论

诸宫调是一种在"诸般宫调"中唱"诸般曲调"的综合性音乐叙事艺术,主要流行于宋金元时期的市井民间。诸宫调音乐叙事体制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宫调使用渐少,曲调使用渐盛,由词体向曲体演化。作为一种民间说唱艺术,诸宫调既是变文以后的古弹词,又是戏剧的前身。它关联着书场和舞台两个表演场,其最终的曲体化,是其音乐叙事体制流变的必然结果。音乐体制不仅仅是诸宫调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是其叙事的必备手段,是与其生命发展历程相始终的生存方式。

李渔小说戏曲的喜剧性叙事体制及其文化意蕴

李渔小说戏曲的喜剧性叙事体制是由多种因素有机结合而成,它涉及作品的情节结构,题材构思安排,叙述方式;涉及喜剧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角色设置上的喜剧效应;涉及夸张、变形、滑稽、科诨等喜剧化手段的运用;还涉及语言的戏剧化。这是李渔的文艺观、创作目的和“戏”意识的艺术呈现。

河西民间宗教宝卷的叙事体制

河西宝卷是流传在甘肃河西地区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河西民间宗教宝卷是河西宝卷中的一类,这类宝卷在河西宝卷中产生时期较早,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叙事体制。本文从袭古式的命名、写实式的序言和韵散相间的文体形式三个方面对河西民间宗教宝卷的叙事体制进行阐述。通过对其叙事体制的分析,为探究河西宝卷的来源提供新的佐证和研究途径。

朱湘、冯至叙事诗比较论

朱湘和冯至是两位在中国现代叙事诗初创期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诗人。本文从中国现代叙事诗初创期的特定背景出发,从题材选择、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及风格形态等多方面比较他们叙事诗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其叙事诗出现的重要意义,认为他们各以初具系列化和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真正使中国现代叙事诗获得独立的文体特征,标志着中国现代叙事诗体制的正式确立。

元词话乃宋陶真考辩

宋代陶真是中国说唱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员,元明之后的弹词、鼓词,皆渊源于它。从说唱文学的发展历史看,其上承唐代道士之俗讲遗风,下启元明词话之体制,在说唱艺术漫长的发展流程中,起到了独特的桥梁作用。然而元代以后,文献资料中很少见关于陶真的记载,致使说唱文学的发展历史出现空白点,学界对此研究颇多,分歧也颇多,均未能圆满补白。《明成化词话刊本》的出现,从叙事体制、说唱题材、内容等方面有力地证明了宋陶真与元词话之间的顺承关系,也即元代的词话即宋代陶真体说唱。在元明二代,词话既继承了宋代陶真说唱的体制形态,又有所发展变化。直到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了弹词和鼓词的名称。

论元杂剧对小说的接受

本文以小说和戏曲的关系研究为视点，立足于元剧成熟的基础上，系统考察唐宋小说故事题材及宋元话本叙事体制在元杂剧中的遗留因素，从而见出小说在元杂剧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有力推动作用。本文所要考察的问题主要有：通过辨析“传奇”一词在唐传奇和元杂剧间的共用现象，勾画出元杂剧和小说关系在显层关联的清晰脉络。在小说故事题材与叙事体制的广泛深入影响下，元杂剧形成了对小说的追慕趋向。本文以故事范型为视点，分析五类故事题材在小说而元杂剧的转变，及其所提供的恒定和变异因素，从而考察故事范型中一些程式性因素对社会生活及民众心理的把握和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元杂剧取用小说故事题材的诱因。元杂剧接受前代小说的故事题材，意味着对小说故事题材予以杂剧审美形式的规范和转化。但应注意的是这些故事题材不是生活的原生素材，而是已具有小说形式的材料，那么元杂剧在接受这些故事题材时也会必然受小说表达方式、叙述体制的影响。元杂剧中所遗留的小说体制因素是杂剧形式限制与小说故事题材斗争过程中不断融合、变通的结果。

元杂剧“一人主唱”体制再认识

"一人主唱"体制是元杂剧作为一种戏剧样式最独特、最核心的要素,它包含了不同层面的两个意指:脚色扮演层面的一个脚色主唱,曲文叙述层面的一个人物主唱。脚色体制本身并不会天然地生成"一个脚色主唱"的格式,它的出现乃基于元杂剧所借用的散曲套数"一个人物主唱"体例的主导。金元之际,散曲承续词之民间传统一路的发展,在唱赚、诸宫调类叙事体联套曲词讲唱行世之时,确立了一个故事人物立场的曲文叙事体制。元杂剧即直接借用了这种曲文叙事体制,把它置于脚色扮演中予以呈现,于是,曲文叙述层面的"一个人物主唱",在脚色扮演层面就表现为"一个脚色主唱",这两个层面的累加,即形成了元杂剧"一人主唱"的演述体制,以及后来落实于元杂剧剧本的书面文体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