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小说叙事形态辨——基于亨利·詹姆斯与埃德蒙·杜朗蒂等人的比较

亨利·詹姆斯通过福楼拜评论,对福楼拜小说的叙事形态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福楼拜的小说叙事形态和文体风格绝非如埃德蒙·杜朗蒂等人所言之“冷酷漠然”“枯燥乏味”,而是强调对社会现实进行一种客观冷静、超然无我的观照。福楼拜小说这一独特的叙事形态是他对19世纪法国社会变迁的艺术反映,亨利·詹姆斯评论福楼拜对客观真实的认知以及呈现的方式已经与传统理念分道扬镳,彰显出福楼拜在新的历史场景中对小说道德内涵的理解和艺术创作方法上的创见。

闽地非遗民间叙事形态与动画教学的融合研究

在闽文化传承的语境下,通过在教学中将福建非遗文化中的口头叙事、民俗图像符号、身体言语等民间叙事形态与动画的基本特征相融合,挖掘以闽文化为精神内核的动画创新教学方法。

电视语境下传统文化叙事形态创新

自2017年以来,中央电视台相继制作播出了《朗读者》《国家宝藏》《平“语”近人》等文化类节目,以其强烈的本土特征和文化内涵受到了受众的认可和媒介的关注。该类节目将电视的传播特点与传统文化符号有机组合,展现我国优秀文化精髓并借助特定的信息和素材讲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电视语境下传统文化叙事形态的成功与否,影响着文化类节目自身的艺术素养和对历史经典进行新时代影像表达的创新。

先锋或古典：苏童小说的叙事形态

对于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运动，曾参与其中并具有自己独特贡献的苏童有着十分清醒而鲜明的见解：“中国当代的先锋只是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他们的作品形似外国作家作品，实际上是在另外的轨道上缓缓运行。也许注定是无法超越世界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悲壮而英勇，带有神圣的殉道色彩。对于他们，嘲笑是无知的表现，冷漠是残忍的表现。他们应该有圣徒的品格和精神。所以，真正的先锋永远是一如既往的。”我觉得，苏童所强调的“形似”虽然主要是指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叙事策略对西方或拉美的接近与借鉴，而相对于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所进行的绝不仅仅是形式实验，而是一场艺术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具体说，中国传统小说文本写作的目的性、伦理性、终极价值追求、文本必须的深度意义模式被拆解掉，文学叙述的结构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无论这种艺术方式是来自西方后现代的启迪，还是作家对自身生存体验、生存态度在当代新的感悟，中国的当代先锋小说一出现，的确呈现出属于自己的发展轨迹和创造性力量和活力。对现代小说叙事方法的接近，使中国当代小说真正切近了文学的本义。马原、残雪、莫言、苏童、格非、余华等人的写作，不仅预示或宣告了中国文学向写作叙述本身的还原，真实与虚构不再起缘于某种先验的硬性规定，最重要的是，中国作家终于获得了富于文化个性的现代审美形式感，并以此更为扎实更为有效也更为智慧地传达着“中国经验”。现在看，当代先锋小说写作所积累的形式主义经验，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叙事文学发展不容忽视、不容置疑的重要的艺术经验，并且仍将继续影响着中国作家的写作。

历史记忆的多重建构——论延安叙事的三种形态

[摘要]本文对延安历史记忆的不同形态及其成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提出了不同政治群体对延安历史叙述的不同视角与结论，概括出正统形态、对应形态和衍生形态的三种叙事方式，讨论了三种不同叙事方式的内在本质与外在特征，描述了三种不同形态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从延安历史与各个叙事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系、空间距离、时间维度等方面分析了延安历史记忆多重形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本文还就近现代中国历史叙事分歧的弥合，重新建构中华民族高度共享的近代历史记忆进行了展望。

神话的三种叙事形态与神话资源转化

如何实现文化资源的转化,是当前国家、社会与文化界关注的大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从学术上说,文化资源的转化是如何实现的,也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作为优秀文化资源的传统神话,已有一些现代转化的案例,但是它们是如何实现转化的,我们还是不太清楚。

美国犯罪剧的叙事形态与特征

犯罪剧是美国电视剧的重要类型，数量众多并占有可观的收视份额，在全球文化市场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美国犯罪剧具有多元化的叙事形态，其叙事重点和价值观念导向也存在差异。全面审视和把握犯罪剧的诸多形态与特点，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加以选择并进行客观评价。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意识形态

叙事无论是建筑在虚构还是建筑在对事实的"照本宣科"的基础上,都有一个开端、发展和结局,因而都显示一定的意义。透过讲故事传递给读者的这种对事件的主观解释按其对故事角色义务、责任的理解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世俗视角与超越视角。中国古代小说的绝大部分属于前者,起源甚早的自然论世界观融合中古时代传入中国的佛教因果报应观念,形成了古代小说的叙事意识形态。对事件因果式的叙述既是简单化、概念化理解现实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也逃避了写作的责任。

论1990年代电视剧女性生存的叙事形态

1990年代电视剧女性形象的叙事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呈现为两种相对而生的叙事形态:围困式与突围式。围困式主要表现为“家”与“情感”两种象征意象,突围式则体现为社会突围、情感突围、文化突围三种方式。女性叙事形态变革的背后纠结着复杂的动因: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及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中国自1980年代末女性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新提出,电视剧女性从业人员的大量出现。同时,女性形象的特殊叙事结构也充分体现出女性意识表述的困惑与艰难。

集体记忆:意识形态叙事媒介的理论探讨

集体记忆是意识形态叙事的典型叙事媒介,是新时代提升意识形态叙事效能的可靠选择。集体记忆有着深厚的内涵与思想基础,与意识形态叙事存在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两者内部耦合共生,外部相辅相成。作为意识形态叙事的叙事媒介,集体记忆对意识形态叙事具有正负效能。发挥意识形态叙事效果迫切需要唤醒集体记忆。从集体记忆的视角出发,选择符号表征、纪念仪式、技术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叙事实践建构的典型形式,是意识形态叙事落地生效的重要抓手。

革命时代中国成长小说的叙事形态

在革命时代进入成熟发展期的中国成长小说,在叙事形态方面深受革命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叙述方式上,由自传到虚构,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情节模式上,以意识形态的红色阴影笼罩下被规训、被预设的成长为主;精神气质上,个人话语与史诗叙述的纠缠起伏。

中国神话非叙事性特征及叙事形态

中国早期典籍所载神话,向来被认为零碎、残缺、不成体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神话非叙事性特征。魏晋以降,受志怪小说、唐传奇、宋话本等叙事文学的影响,中国神话又出现了向叙事性发展的倾向,但这一发展倾向并没有改变其非叙事性的基本属性,中国神话继续以仪式叙事、图像景观叙事等非叙事性形式得以传承,其中的景观叙事成为当今神话叙事的主要形式,并产生了或正在产生广泛的影响。

解读莫言《檀香刑》的叙事形态

莫言的中篇小说《檀香刑》采取复调式的叙事形态,从人性角度诠释生命与死亡的意义,在历史与现代,民间与庙堂之间搭建互为观照的桥梁,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下寻找民间社会中的文化精神,揭示生命存在的意义。

《水浒传》的公案叙事形态论析

本文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视角,将公案作为一种叙事单元,考察其在《水浒传》中所表现出的新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意义,指出《水浒传》为适应小说篇幅的增加、小说体制的变革,有意识地打破传统的公案叙事结构,发展、衍生出了新的叙事形态,丰富了小说中公案的叙事功能,从而推动了明清小说、特别是章回小说中的公案创作。

论“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民俗叙事形态

从民俗叙事角度来看,"东北作家群"小说呈现出共时性复合叙事的形态特征。多形态叙事在不同作家身上具有鲜明的侧重点。概括起来讲,萧红主要以启蒙叙事见长;萧军重在凸显民间叙事风格;而端木蕻良则是典型的"社会分析"叙事。

孙吴在《三国演义》中的叙事形态

解读东吴在《三国演义》的叙事形态,既理清历史叙事为小说提供的客观根据和历史框架,又探寻其审美形态的艺术生命形式,即提炼、剪裁和集中历史素材构筑叙事焦点——荆州之争;将故事情节溶进叙事过程——赤壁之战、三气周瑜、夷陵之战;叙事形态“内化”为性格的撞击和心理的张力,创造一大批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从情节“错位”到场面“回归”——论现代话剧叙事形态的演进

戏剧是兼具文学性和舞台性的综合艺术，它借助独特的舞台叙事和角色扮演来传达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罗勃特，施格尔斯和罗勃特，凯洛格在其《叙事的本质》一书中指出，戏剧不同于抒情性和一般的叙事文学，戏剧叙事是“有场面和故事（SCENES）而无叙述人（TELLER）。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形态研究

“讲好中国故事”从提出至今,已逾十年,相关研究成果颇多。本文研究了文化生态学的整体性和多元性观点对“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生态隔阂的弥合作用,探索了其历史积淀性和动态性观点与“讲好中国故事”叙事路径的内在联系。在此理论基础上剖析中国故事的叙事要素生态位,并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视角,构筑中国故事的叙事文化生态系统。根据该系统模型,对本体叙事生态位和客体叙事生态位进行生态化构建,以此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整体叙事形态:多元—动态形态,以此助力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

中日电影叙事风格和形态的比较

中日两国的电影艺术都属于东方电影 ,有着某些相似的美学特点 ,但由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 ,也会使各自的电影创作呈现为不同的艺术特色 ,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 ,对中日电影的叙事形态和艺术风格进行比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