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访谈叙事性话语中主持人与嘉宾的话语角色

近年来,话语角色和职业话语的研究正日渐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电视访谈作为发生在职业语境中的大众传播话语类型,其主要参与者——主持人和嘉宾的话语角色受职业话语特征的制约。在访谈的叙事性话语中,主持人和嘉宾的角色转换与访谈的进程呈对应关系。依据访谈进程,主持人主要承担着叙事话题的引入者、叙事过程的引导者、共同讲述者和听故事者等话语角色;嘉宾则承担着故事的讲述者、会话参与者、主人公等角色。叙事结束时主持人与嘉宾通过对叙事意义的评价,承担着引导者和评价者的话语角色。

论叙事学中非叙事性话语的重要作用——以长篇小说《无关声色》为例

非叙事性话语在叙事性作品中占的比例很小,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表现在小说中,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含混的。结合长篇小说《无关声色》,从公开、隐蔽、含混三个特征对非叙事性话语进行分析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非叙事性话语体现的理解与评价,事实上也起到了叙事的作用,在叙事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叙事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的非叙事性话语

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词作家设置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干预叙述者,通过这些叙述者,他们巧妙地运用公开的评论、隐蔽的评论以及含混的评论等多种非叙事性话语或直接或间接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主张。本文重点探究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的非叙事性话语的含义、类型及特点,并试图探讨非叙事性话语在歌曲叙事中发挥的功能。

电视访谈的叙事性话语结构特征

电视访谈的叙事话语在具有日常会话的话轮规则、叙事结构的同时,还受电视访谈的大众传播语境的制约。它是预先为观众准备的、借助声音、动作、字幕、图像等多媒体语境、在主持人与嘉宾的互动过程中展开的叙事,是主持人引导、嘉宾讲述,主持人与嘉宾共同完成的叙事话语。叙事开始时故事的引入及结束时对故事的评价部分在电视访谈的叙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故事结束之后,评价部分占有较突出的位置,以突现叙事在访谈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引入叙事的必要性,强调叙事部分对突出该阶段访谈主题的重要性,同时结束叙事,回到访谈现场。

非叙事性话语的运用与作用——民国通俗小说《粉墨筝琶》新解

以往对刘云若《粉墨筝琶》的研究多集中于小说的历史社会学价值,而鲜有对其文学价值的发掘。以叙事学角度重新审视这部民国通俗小说后发现:《粉墨筝琶》中非叙事性话语的运用虽然所占比例有限,却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探讨《粉墨筝琶》中非叙事性话语出现的背景、类型、叙述功能等方面,重新发现该小说的文学价值,纠正以往对刘云若通俗小说评价不高的观点,并试图进一步确认其文学史意义。

μ学派叙事辞格之表达-形式辞格研究——译作中叙事性话语的添加操作

叙事辞格理论是比利时列日大学μ学派(Groupμ)在继承传统辞格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语言学理论而创建的结构主义辞格体系,列日学派的叙事辞格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列日学派叙事辞格的理论探讨文学译作中叙事辞格的表达-形式辞格,重点研究文学译作中因叙事性话语的抑减和添加操作而产生的修辞。

中国学生英语写作中的叙事性话语

中国学生和英语母语作者在英语写作中对叙事性话语的使用表明,中国学生比母语作者更倾向于使用叙事性话语来说明事物。这种差异来自于母语迁移的作用,导致迁移的原因在于中国人习惯于领域依托式的思维方式,而英美人却习惯于领域无依托式的思维方式。

王小波小说非叙事性话语对鲁迅小说“杂文笔法”的继承及其差异

非叙事性话语作为一种小说形式,在王小波与鲁迅的小说中都曾出现。尽管王小波没有明确说明自己师承鲁迅或受到鲁迅的影响,但是将二者相比较可以发现,非叙事性话语在他们小说中的形式上、功能上具有共性;从小说中非叙事性话语的精神内核来看,他们都具有对人性的关怀,同时,王小波继承了鲁迅关注现实、批判现实、启蒙大众的知识分子责任感,继承了鲁迅勇于挑战权威的革命精神。从文体观、启蒙立场与所处文化场域的比较来看,二者又具有显著的差异。文章通过比较王小波与鲁迅小说中的非叙事性话语,更加肯定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同时,王小波小说中的非叙事性话语对历史与现实深刻的反思、理性的批判,以及对于自由、有趣、理性等常识性的启蒙,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意义。

报告文学的非叙事性话语

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报告文学的非叙事性话语“显”与“隐”的使用及其抒发情感、揭示本质、解析事理、串连文本、阐发主题的功能。

游离于情节之外的非叙事性话语--以王安忆《长恨歌》为例

非叙事性话语属于话语的范畴,因其对故事情节的不介入性,经常被看做叙事的边角料。王安忆的《长恨歌》反而利用了非叙事性话语不介入情节的这一特点来阐发议论,表现叙述者的声音。非叙事性话语在《长恨歌》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平衡叙事节奏和填补叙事空白。非叙事性话语既为叙述者提供了表达的机会,又反作用于文本叙事,使得作品突破了以情节为中心的传统叙事模式,体现出王安忆在创作中的先锋性追求。

《故乡》叙述时间及非叙事性话语研究

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在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关系的处理上以及对非叙事性话语的使用上值得叙事学研究者的关注。本文主要依托胡亚敏在《叙事学》中对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关系的划分以及对非叙事性话语的理解,从时序、反讽等多个层面对《故乡》展开分析,以探求其叙事时间的独特安排以及非叙事性话语的独特使用所能产生的艺术效果。

思想形式化--论王小波小说的非叙事性话语

对于王小波来说,非叙事性话语不仅是一种写作手法,更成为他的思维方式。面对故事、叙事、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王小波用非叙事性话语谋得小说的整体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叙事性话语超越了小说的艺术层面,成为容纳思想的"潜文本"。这种形塑了思想的非叙事性话语,是对叙事话语系统的重造,为中国文学提供另一种叙述形式的可能。非叙事性话语是叙事学"话语"范畴中的,由叙述者发出。

《迷离的滚水河》标题的叙事态度分析

王建琳的小说《迷离的滚水河》的标题,属于非叙事性话语"隐蔽的评论"中的修辞性评论。无论从叙述者的角度,还是从作品人物角度、作者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小说标题的叙事态度与小说的整体情感倾向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小说的标题是欠妥的、不够成功的。

从叙事策略角度看清官“安水心”形象的塑造

从"直接引语"、"非叙事性话语"等叙事角度入手,可以发现《儿女英雄传》在塑造清官形象上叙事策略的巧妙,发现西方叙事学理论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之间有可沟通性特点,以及后者因特有的说书语境转述效应而在直接引语模式的表现效果上多了层间接性的差异性特点。

超越苦难的精灵——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弗里达自画像的“话语”叙事性

从人类学角度对弗里达·卡洛自画像的言语叙事方式进行整体观看与分析,阐释其自画像中的"话语"叙事性。描述者以"我"的口吻分析弗里达·卡洛通过身体化的图像所展现的独特身体"话语"叙事性,而身体化的"话语"叙事性表现的正是弗里达·卡洛对人生过程中所亲历事件的叙述与体悟。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弗里达·卡洛的生活经历和艺术道路,第二部分论述弗里达·卡洛自画像表述母题的"话语"叙事方式,第三部分阐释弗里达·卡洛自画像的"话语"叙事性。

《叔叔的故事》:被拆解和重构的故事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运用了议论解释等非叙事性话语,把一个完整的故事拆解成零碎的片断,从而使故事本身自行消解,同时小说又在叙述者的真诚叙述态度层面对故事进行再度召唤,从而又建立起一个可靠性的叙述交流空间。

张爱玲《传奇》的现代性和对话性

张爱玲作品常被误读为古典式叙述 ,但通过对其小说集《传奇》的叙述视角、叙述话语模式和非叙事性话语的分析 ,可以显示出其艺术表现的现代性。很少有作家像张爱玲那样有着极强的读者意识。她作品中的对话性不仅表现于作品本身 ,还表现于她与其特定的读者 (上海人 )之间。

“艺术的文告”:真的底线、善的方向和美的面容

如果将梁启超写于1898年的《戊戌政变记》和1903年的《新大陆游记》算作中国报告文学的萌芽的话,那么,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源自西方的舶来品迄今已在中国发生、发展、成熟、兴旺了一百多年。在这百年间,报告文学在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报告文学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长足进步,由附庸蔚成大国,无论是社会影响力。

生态书写:中美非虚构之思

现代美国非虚构文学对于美国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关注由来已久。对于社会生态进行反思的非虚构文本,主要体现为从批判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贯穿对于美国社会变迁的真实记录和深切反思。而对自然生态进行反思的文本,则主要体现为生态主义和理想主义视角,它们表达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生态的忧思。作家身份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这两种生态反思类型文本的文化与审美诉求。而这种追求最终通过文本结构、叙事话语和非叙事性话语等方面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