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综艺女性形象的叙事悖论

近年来,“她”综艺节目凭借对大龄女性追梦的聚焦在一众女性综艺中脱颖而出,但一些节目高开低走的趋势说明它试图在价值导向上打破传统社会性别隐喻的尝试仍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些节目通过叙事方式重建的女性形象一边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帜试图建立新的话语,一边在男权话语的凝视下显露着旧秩序的痕迹,在叙事框架、叙事主题、叙事话语、叙事符号上存在着明显的叙事悖论,导致节目最后不但没有建立新的女性形象,反而因固化的性别观念表现为女性形象的刻板再建构。

电影《赎罪》的多重叙事悖论与叙事张力

电影《赎罪》自2007年上映以来,其巧妙的多角度叙事、独特的叙事视点引起了普通观众以及学界的广泛兴趣。多角度叙事,主要指的是对于同一时间段,同一空间(广义上的)两条或以上不同的平行线索,通过互相间有交集的人物的视点来讲述故事的方法,其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呈现出丰富的视角变化。事实上,这个方法并不新鲜从《公民凯恩》、《罗生门》、《巴别塔》、《低俗小说》、《撞车》到《苏州河》、《好奇害死猫》、《疯狂的石头》,在中外电影中运用的案例比比皆是。而电影《赎罪》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

《罗克珊娜》的叙事悖论

长期以来,批评家们普遍认为笛福的最后一部小说《罗克珊娜》既缺乏《莫尔.佛兰德斯》的曲折情节和广阔背景,也无法解释或解决女主人公的忏悔、自责与通过掩盖身份而骗取财富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笛福在遵循个人意志与宗教思想对立并最终向宗教力量屈服这么一个小说主题模式的同时,调和了宗教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并且揭露了18世纪的女性在男性等级社会中没有权利、没有经济能力、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以及在宗教上被愚弄和压迫而产生心理压抑的现实。

成长悖论与生命博弈:纳博科夫《防守》的多元叙事“聚焦”

纳博科夫早期创作《防守》以象棋博弈中独特的形象和模式构建了主人公卢仁的“成长”历程和自我探寻之路。作者借助象棋对弈的攻杀和防守,以及棋局的连锁反应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叙事主线。本文在拓宽叙事“聚焦”理论和人物话语模式的基础上,关注作者创作中独特且多维度的视角,探讨人物形象建构在叙事声音、角度和话语等层面的叙事书写,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内容层面主人公的成长悖论和生命博弈的自我探寻过程。作为流亡时期的创作,其中浓重的俄罗斯主题书写在主人公的扭曲与悖论的成长过程中有多重隐喻色彩。本文即通过这些叙事与内容上的结合探究流亡中成长背后的生命诉求。

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的悖论叙事研究

随着电影《奥本海默》的热度持续上涨,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独特影像风格也再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其中最受热议的莫过于该片通过多线交错的时空逻辑和隐晦、理性的意识呈现,共同促合成了影片的悖论叙事模式,进而生发出导演对既定道德伦理和人类未来的深刻诘问。以此透观诺兰的其他电影作品不难发现,悖论性同样存在于影片叙事发展的弧线之中。同时,对诺兰电影的悖论叙事研究不仅能够对后现代文化特质形成深层解构,而且为更多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思考价值。

去悖论叙事:新主流电影中叙事的“第三种选择”

新主流电影不再简单延续传统主旋律电影中“为国家牺牲小家,为集体牺牲个体”的压抑性叙事策略,而是营造对观众充满吸引力的戏剧性“道德悖论”困境,之后运用“去悖论叙事”手法使悖论危机获得圆满化解,帮助观众的压迫心理得到想象性释放,最终实现意识形态主题的顺畅表达。以艺术伦理学范畴内的“叙事伦理”切入分析,新主流电影主要选择以“情节叙事性”“人民伦理性”两种“去悖论叙事”方法,从传统主旋律影片“非此即彼”的道德悖论困境中成功抽离,潜移默化间完成了新主流电影“角色-观众”间审美的隐性置换。

《夺冠》:新主流电影中“去悖论叙事”的经典运用

新主流电影采用的“去悖论叙事”手法,充分认可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小家与国家并不截然对立等“新主流”观念传达,并足以确保影片在主流表达上不因伦理偏差导致首鼠两端,从而能更顺畅地推进新主流电影核心主旨的询唤过程。以《夺冠》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通过对“去悖论叙事”的灵活运用,以片中角色“直面困境—跳出困境—审视困境—无视困境”的“自由伦理性”去悖论手法,完成新主流电影中针对悖论难题的终极解答。

穿越电影中的悖论叙事及其文化映射

在穿越类电影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时间悖论,该悖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循环悖论,表现为自我生成、自我帮助、自我拯救等。穿越类电影中悖论形成的关键在于将外在的他者力量归结为自我力量,是对自我力量的确证,映射出人类文化由他者信仰向自我信仰的转变。穿越类电影中的悖论赋予电影作品以建构和解构共生的互动结构模式,悖论解构着影片对逻辑和意义的建构。而作为消费文化的穿越类电影,悖论又通过游戏和新奇两种方式增强影片娱乐效果,使得观众在其中体验到一种狂欢化的娱乐。

论《悬崖之上》悖论叙事下的情感困境

《悬崖之上》的主要矛盾是爱、忠诚、信仰的坚持和放纵,通过设置多组“二律悖反”的伦理关系推动情节发展,在影片设置的悖论叙事中融合了国家与个体、理性与人性的纠葛等多重反映理想信念、伦理规范的情感。唯有了解与洞悉这种个人与集体的得失、希望与失望的并行、无情与多情的选择,才能够更好地解读该片悖论叙事下的情感困境与独特表达。

浅析第一人称叙事悖论

本文从第一人称叙事悖论入手，考察了“两个自我”的同一性与体论的关系，对惯例中的非分析性进行了辨识。由幻觉所简并的三个主体——叙述者、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相分离后，可以揭示出虚构叙事的一种本质，即它与谎言的逻辑结构的一致性。

荒谬或真相——马克·吐温《我怎样编辑一份农业报》的悖论化叙事分析

独特的叙事风格是马克·吐温短篇故事在美国文学当中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其中故事《我怎样编辑一份农业报》便是马克·吐温采用悖论化叙事的代表之一。悖论,是一种看似充满矛盾的表面而内在却富含真理因素的表达方式。悖论化叙事与马克·吐温的创作意图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分析马克·吐温的悖论化叙事特征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与语言表达三个方面,层层营造了故事的独特叙事及对现实社会深刻的讽刺与挖苦,从而揭示了马克.吐温短篇故事的魅力所在。

《麒麟》通俗小说中的现代都市文化符号与悖论叙事

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关注世俗生活的都市书写日益兴盛,而东北的城市化起步虽晚但发展快。日本殖民时期的大众文化杂志《麒麟》以大量刊载通俗小说而畅销东北,作品中丰富而复杂的都市文化符号真实地再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文化形态。这些都市大众生活中具有典型现代意味的时尚消费空间、日常活动空间、流动行进空间等都市文化符号,还蕴含着对都市物质现代化的文化反思。从中可见,特异时空中的《麒麟》通俗小说与现代通俗小说的都市书写是一脉相承的,同样表现了都市与乡村对立的现代性悖论叙事。

第五代电影的“乡土中国”建构与悖论叙事

第五代电影的乡土中国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叙事层面的现实乡土世界,通过建构“乡土中国”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文革”;第二重是隐喻层面的前现代中国寓言,建构一个“奇观化”中国,是出于现代化中国期待的“焦虑”,他者化中国的话语策略。第五代电影叙事,美学成分丰富而又驳杂,其悖论叙事是导演的精英价值观立场与艺术表现的民间话语方式之间的措置生成的。

浅析《霍乱时期的爱情》之悖论叙事

悖论最初是逻辑学术语,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在数理科学、经济学以及文学等领域被广泛应用。悖论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悖论叙事。《霍乱时期的爱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另一部力作。从悖论叙事的角度,对该作品中的主要矛盾:爱的坚守与放纵、爱的困惑与领悟进行解读,有助于进一步爱情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浅析辛格短篇小说中的悖论书写

悖论是辛格作品中的显性特征。悖论诗学作为文学创新批评方式,不仅是哲理探索,亦是文学艺术化的必由之路。辛格有意在短篇小说中对立并置异质因子,以双方的互动颠覆传统文学的统一性。在叙事上,他将可靠叙事和不可靠叙事并存于同一语境,制造叙事悖论;在主题上,作者既传递犹太精神和文化,又亵渎犹太教义,令读者陷入信与不信的两难之境;在身份建构上,辛格笔下的弃犹者既无法扎根现代社会,又无法回归犹太社区,在追求个性化权利乐土中终被权利抛弃。

强盗抑或忠义:一个无解的悖论——关于《水浒传》主题之争

由于梁山好汉多有落草为寇与忠义之士的事实,自《水浒传》面世以来,对其思想内容的评判就出现了纷争,或肯定拔高褒奖予以忠义之名,或否认贬低挞伐斥其诲盗而禁毁,这对同一对象的自相矛盾的观点就形成了悖论。借助悖论理论,从悖论叙事角度分析,《水浒传》文本存在的暗示事物内在自相矛盾的叙事策略,不仅是其悖论生成的根源,而且也是悖论解析与认知其思想内容多元阐释的关键所在。

宗教信仰与叙事策略的完美结合——论《安慰者》的叙事特色

天主教是斯帕克观察世界的出发点,人生的指南针,斯帕克的宗教信仰与她的小说创作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斯帕克创作她的第一部小说《安慰者》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她的宗教信仰和小说创作的关系。目前很少有人详细研究过《安慰者》的叙事策略和斯帕克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而这对理解斯帕克的作品是至关重要的。斯帕克的宗教信仰决定了她的叙事策略,她所选择的叙事策略反映了她的宗教信仰,二者达到完美结合。

冲突与融汇:巴别尔小说主题的悖论性

巴别尔的小说主题呈现出明显的悖论特征,表现为对立双方的同在性与审美化、对话性与互动性。在《骑兵军》《敖德萨故事》与"童年与成长故事"中,主题的悖论性表现为暴力与人性的多层关系,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冲突,欲望与苦难的彼此勾连,以及艺术与生活的相互关联。这种悖论叙事融合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诗学理念,以审美的力量消弥严肃文学与通俗小说的文学范畴,把阳光的南俄写进20世纪俄罗斯文学,并见证知识分子与作家共同的悲剧命运。

“难以言说”与“不得不说”的悖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创伤叙事分析

美国9·11小说的兴起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许多学者声称,9·11小说在描写9·11事件和美国创伤上表现欠佳、力不从心。一些学者甚至对创伤叙事的可能性提出质疑。这一现象表明,"创伤"已经成为9·11小说批评的关键词之一。因此,对创伤叙事的研究将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阐释9·11小说。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佛尔的小说《特别响,非常近》,探索创伤经历的"难以言说"与"不得不说"之间的关系,论证创伤叙事的悖论特征。

诺曼·梅勒《林中城堡》中悖论性的历史叙事

诺曼·梅勒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林中城堡》是关于青少年时代的希特勒以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读者期待的是确定、甚至是唯一的历史叙述,但是,它却采用了小说叙事手法,主要包括虚幻的魔鬼叙述者、自觉的元小说叙事策略和不稳定的隐喻结构。梅勒想要再现的关于希特勒的现实世界被这些具有虚构特点的叙事手法"问题化"。小说呈现的历史被蒙上了虚构色彩,想要表现的"真"却变成了"假",想要寻求的答案却变成了问题。叙事结果显然"与期待冲突",甚至自相矛盾,呈现出明显的悖论特点。不过,这种悖论性的历史叙事却让读者认识到:没有唯一、纯正、稳定的希特勒形象,历史真实只存在于文本无限的建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