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水浒传》中的梦幻书写与叙事格局形成之关系

在《水浒传》叙事格局的有机构成中,梦幻书写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借助于对梦幻的书写,叙述者完成了叙事情节的展开和推进,也开拓了叙事空间,形成了叙事张力。小说对梦本身的精心设置使之形成了独立的敞开的叙事空间;小说行文至关键处,常常以梦来完成叙事关键点的过渡。梦幻书写也具备了多重叙事模式,从小说的内在整体性来说,虽然游离于现实事件之外,却与主体内容形成互补,形成文本上的相互配置。讲史文本的纯粹性被小说文本的变异性所取代,这正是梦幻书写的独特意义之所在。

《金瓶梅》与《红楼梦》叙事格局比较

本文主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分析《金瓶梅》和《红楼梦》在遵守传统叙事格局基础上所取得的一些突破,特别是对传统拟书场格局和章回小说体制的突破。

古代戏曲程式化的叙事结构形式和格局

程式化是中国古代戏曲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戏曲艺术规律的感性显现。古代戏曲的程式化可分为程式化的叙事结构形式和程式化的叙事格局。对此加以研究，有助于发现戏曲各组成部分在戏曲文本和演出中不同的作用及相互间的有机联系。中国古代戏曲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程式化的叙事结构形式和格局，一方面是承袭了其母体艺术的形式体制，同时又与其他说唱文体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其他文体创作格局的影响。

我猜得到开头,但猜不到结尾——论杜琪峰电影的后现代叙事格局

杜琪峰是香港的一个多产导演,从武侠到喜剧再到黑帮枪战片,都有涉猎。在武侠电影这一类型中,他在1992年与梅艳芳、杨紫琼和张曼玉合作了《东方三侠》。同年,他还和周星驰合作拍摄类型喜剧《审死官》等。但体现他成熟电影风格的是黑帮枪战片(包括他监制的),这类电影有《一个字头的诞生》(1997)、《暗花》(1997)、《暗战》(1999)、《枪火》(1999)、《非常突然》(1998)等10部电影。本文论及的杜琪峰电影就是指这种类型的电影。该类型电影以其独特的风格特色在香港电影界中占有不可抹杀的一席之地,成为与国际大导演吴宇森的招牌——“暴力美学”电影分庭抗礼的一枝。而他赖以成功的资本就是他独特圆熟的电影叙事格局。

叙述成长——《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叙事比较

《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关于成长的叙事经验都来源于社会历史意识，具有“史”的可信度，“史传合一”是共同的叙事规范。《红旗谱》以阶级斗争为叙事动力，由农村说书艺人线性叙述朱老忠“在斗争中成长”，史传语言较有历史感；《青春之歌》以思想领路人推进叙事，由思想工作者线性叙述林道静“在受教育中成长”，理性语言少文采有说教味；《三家巷》则以生活网结点的异动和松解为叙事动力，由中学生诗人扇形叙述周炳“在生活中成长”。

唐修《周书》历史叙事初探

令狐德、岑文本等所修《周书》,是唐初史家撰写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之一。研究《周书》的历史叙事,揭示《周书》历史叙事的格局与体例、史笔与表述,以及其历史叙事的思想内涵,总结其成就与局限,可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形式作初步探索。

历史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

历史小说在其形成发展中有着各种艺术关系的转换。这些“转换”可以说是艺术成熟发展的标志。在文艺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文体的艺术表现方式的转换,都应是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同时,它又是时代坏境“逼迫”的结果。从早期的并未脱尽历史胎气的演义体历史小说看,无不以记事为主体,人物不过是串组史事的一种媒介,而这类小说的叙事,大多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如《东周列国志》,从“周宣王闻谣轻杀,杜大夫化厉鸣冤”写起,嗣后按时间先后,分叙秦、郑、齐、楚、宋、卫、晋、赵等诸侯国的兴亡大事。它虽然不算完全的分国编年史,但整体故事线索却是以时间为序的。《宋史通俗演义》只是一国的政治兴衰史的编纂。是书的作者曾标榜“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

浅谈《在底层》与《温倩姆》两剧的叙事特点

当我们翻开高尔基《在底层》的第一幕,可以看到在像监狱似的一个地下室里,男女混杂地住着一群破衣烂衫的人.他们当中有警察、小偷、锁匠、鞋匠、小贩、帽匠、戏子、赌徒、游方僧、搬运工人和妓女,还有奄奄一息的病人.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穷困潦倒,挣扎在死亡线上.然而,就是这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人们,也仍然对明天抱着希望,挣扎着想多活几天.可是他们的等待有没有结果呢?

论中国古代戏曲的结构

中国古代戏曲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但在文体形态上表现为场次安排、角色行当和叙事格局三个方面,普遍采用点线式结构,包括单线型、双线型和变异型等结构形态,在结构方法上体现出首尾贯穿、照应埋伏、一线到底和一人一事等方法。古代曲论家对戏曲结构的逐渐重视,使得戏曲结构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戏曲创作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对戏曲结构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戏曲独特的艺术魅力。

《红旗谱》: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

或许布里恩·汉德森的话是有趣的:“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影片《红旗谱》所产生的196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微妙而艰难的年头,在大规模的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之后,在异常喧闹而狂热的大跃进一浪之后,在令人心惊而愕然的庐山会议之后,1960年是一个黯然而相对平稳的年头。这一年,悄然而痛楚地结束了为时三年、相继二浪的大跃进运动,狂想与诗情已为异样艰难、沉重的现实所淹没。一个稳定而略显平淡的“调整、充实、整顿、提高”的时期已在预期和构想之中。作为一个喧沸、几近荒唐时代的终结,和一个名之为“渡荒”的调整时代的开始,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一次暧昧的凝滞。因此,《红旗谱》较之一年前的十年大庆献礼片,呈现出一种叙事格局的低调设置,较之前者的明晰、单纯与激越,《红旗谱》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超载与繁复。

从《大鱼海棠》来看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和未来

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市场迅速发展,动画电影产业在文化产业中的占比稳步提升。2016年7月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获得了5.65亿人民币的票房,成为继《大圣归来》之后总票房第二的本土动画电影。本文从分析《大鱼海棠》的叙事格局着手,并深入思考国产动画电影产业发展特点,从而初探我国动画电影未来发展方向及各种可能性。

从“孤岛”走向世界——谢晋电影与中国电影传统

随着对谢晋电影研究的深入,谢晋电影与中国电影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在引发学术界的高度兴趣.实际上,荆棘与鲜花作伴、失望与梦想相随的中国早期电影,不仅成就了郑正秋、史东山、朱石麟、卜万苍、孙瑜、吴永刚、蔡楚生、费穆等一批中国电影的先驱和元勋,而且积淀着一种独具运作规范、艺术形式、精神体验以及历史感觉和文化特质的中国电影传统.正是在这种独特的中国电影传统的浸润或熏染之下,谢晋电影从"孤岛"走向世界.

青春记忆的重构与精神故乡的朝圣——论邓强元长篇小说《走出象牙塔》

邓强元长篇小说《走出象牙塔》的出版,为当下中国文艺界"致青春"热潮再添一把新火,成为当下广西文艺界"致青春"的生动表达。虽然《走出象牙塔》面世的时间有点"姗姗来迟",但是作者在创作题材上的求新求变,在叙事策略上的长焦审视,以及对文学精神故乡的虔诚朝圣,使小说呈现出别样的意味,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值得读者去探索与思考。当然,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走出象牙塔》也不可避免地留下小说的厚重感不足、人物的成长性不足等一些遗憾。

“事之本末”与史书叙事

宋孝宗时期,史学家袁枢改变以往史书的撰述形态,转以事件为中心,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其书一出,即为当时名家关注,并被撰述者争相仿效,推动了中国古代史书叙事走向新的阶段。在此后的六百馀年,中国古代史学渐渐呈现出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叙事格局。

戏曲与小说的血缘关系杂谈（二则）

戏曲与小说的血缘关系杂谈（二则）宁宗一一读散文名家姜德明先生的《戏话》（《今晚报》１９９６年２月６日第６版）一文，觉得他的文笔丝丝入扣，读之令人眼目清凉，身心愉悦。他不仅独具慧眼，通过京剧《三堂会审》与托翁的著名小说《复活》，拈出了一则有意味的“中西...

介入当下:现代性批判的尝试

批判视点的选择与当下叙事格局确定了知识分子文化应有的姿态和立场后，它对当下叙事领域的价值批判性介入的态度也就势成必然。这种批判性介入，事实上亦正是当下整个文化、文学界所最为匮乏的文化立场。在世纪末的文化叙事意义危机中，意义批判尤其是现代性意义批判，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