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理性、“另类”女性、视觉奇观——论《悬崖之上》的叙事策略

影片《悬崖之上》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好故事",建构出一种"另类"的女性形象,并利用视觉奇观的打造给观众带来了新奇、轰动、冲击的观影快感。这是张艺谋导演对谍战片这一电影类型的首次涉猎,表达了他对那些英勇无畏、舍生忘死的间谍英雄们最深沉的敬意。《悬崖之上》上映后取得了"叫好"又"叫座"的传播效果。整体上看,叙事理性的叙述实践、"另类"的女性形象建构、奇观化的银幕形象呈现是影片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叙事、叙事范式与叙事理性——关于叙事的修辞学研究

叙事范式是西方修辞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本文先从叙事的定义及基本特征入手,然后从修辞学的新视角对叙事范式的丰富内涵进行了详细探讨,涉及叙事的普遍性、叙事的人性论、叙事理性等。叙事范式的提出,对修辞学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促进了修辞学的叙事研究,更密切了修辞学与文学的关系。文章认为,叙事是一种诱发合作的象征行为,把握叙事范式的丰富内涵对理解后现代背景下修辞学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

福克纳小说的非理性叙事与癫狂主题

癫狂作为一种文明与文化现象,也作为一种文明与文化的产物,存在于20世纪美国南方广阔的社会空间内。癫狂和理性的对立关系构成了20世纪美国机械工业文明的一个特有向度。福克纳在他的多部作品中以其理性的视角赋予癫狂者话语权,让癫狂者与理性人物处于同一叙事层面,运用独特的非理性叙事策略,深刻揭示了机械化、工业化西方文明及其工具理性的阴郁、罪恶和暴力。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非理性化

苗文化重表象轻逻辑、重情感轻理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其文化传承的非理性化。苗裔作家沈从文以同样自由的心灵进行小说创作,这种主观随意性导致了他小说叙事中结构布局的散漫和叙事内容的散漫化,而这一切就小说叙事来看,也应该是一种非理性化的表现。

福克纳和莫言小说非理性视角叙事与文本空间建构

福克纳和莫言是20世纪的先锋作家,他们在小说创作中表现了"现代意识"。非理性叙事是两位作家在叙事表现上的共同特征。两位作家通过非理性视角的叙事,从小说叙述的心理感知层面和小说的叙述层次上构建了小说意义表达和美学展现的独特文本空间。

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非理性叙事与疏离主题

对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非理性叙事主体的解构和非理性亲情关系的梳理表明:班吉作为开篇的叙事者虽然令人费解,却揭示了异化的社会现实;昆丁的梦呓语叙述暗示了亲情隔阂及个体与时代的疏离;小说人物的非理性亲情关系反映了工业社会的人际疏离,群体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个体与社会的疏离与异化。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要求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应重视有关人类困境的哲学思考。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情境与逻辑——基于叙事建构的政策过程反思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推广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对于我国广袤乡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具有推动作用。然而,在政府主导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过程中,不少村庄在学习后却陷入发展困境,政策效果不佳,由此值得反思,为何一项已经得到实地验证,并被推广对象所接受的政策模式还会失去效果?与实在主义的解释路径相对,基于苏南J县的长周期调查和多案例比较,将叙事建构作为分析视角,尝试从技术-情感、问题-机会、共识-决策等本土维度呈现模式推广的互动情境,揭示模式推广的叙事手段及其影响下的组织决策。研究发现,模式推广失效肇始于决策阶段的理性偏离,政策对象的认知和决策一直处于被叙事建构的境地。究其原因,科层运作的偏好及能力催动了带有价值指向的叙事生产;推广叙事经由注意力吸引、对立选择和情感介入建构了共有观念和折中决策,同意源自制造;推广叙事中的组织决策受到信息失真、内外部矛盾和忽视地方因素的困扰。研究进一步诠释了组织决策的“叙事理性”,借此检视农村各类政策典型的推广过程,启示在于:一方面要“讲好故事”,重视具有价值建构功能的政策叙事;另一方面要“讲真故事”,警惕政策知识生产的异化和经验传导的扭曲,保留政策对象自主判断和选择的空间。

日常情境、传统道德与理性叙事法则——论陈若曦文革题材小说

陈若曦的文革题材小说以其独特的叙述成为世人观照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风云变幻的有力参照。论文从文革经验的日常化呈现、老人题材与传统道德主题以及高度理性的叙事模式三个层面论述了其文革题材小说成就的独特性。

叙事范式视角下人物纪录片的要素呈现——《碧海丹心朱树屏》创作分析

作为旨在探讨故事选择标准的传播理论,叙事范式理论对于指导人物纪录片讲好故事、塑造形象、提高传播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叙事范式理论,以获奖作品《碧海丹心朱树屏》为研究对象,通过叙事理性分析本片在故事选择和角色塑造等方面的成功,为人物纪录片的故事性传播提供建设性意见。

论当代电影中理性叙事的削弱与视觉奇观的兴起

人类创造了视觉的象征符号,文学理论的研究正由"文化研究"转向"视觉研究",这股强大的视觉转向潮流在当代的华语片中则表现为理性叙事的削弱和视觉奇观的兴起。

理性叙事下的残酷与真实——《包法利夫人》悲剧解读

《包法利夫人》作为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的代表作,其在叙事中改变传统小说全聚焦的叙事模式,以第一人称开篇,后又运用大量的自由间接引语,通过人物“不定式内聚焦”,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平庸且悲剧的时代。小说将叙事者的声音与人物的声音巧妙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客观性艺术。在福楼拜笔下,爱玛的悲剧性格、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被剖析得淋漓尽致。小说揭露了“物质化”社会下,理想、浪漫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引发人们对一个时代的反思。

叙事传播:范式、理论及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分析策略应用

沃尔特·费舍尔在传播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与“理性世界范式”相对的“叙事范式”,并阐明了叙事传播理论的概念框架。叙事传播理论认为,个体在现实生活中以叙事模式理解社会并在叙事框架下做出决定和行动,并非完全依照证据、事实、论据、推理和逻辑来进行。由叙事连贯性、忠实性、充分理由等属性构建的叙事理性,与逻辑理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由于叙事传播比逻辑论证更能有效地传达思想和价值观,因此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传播实践中更具传播效果。

以叙事范式解析“钱云会事件”的媒体建构

"叙事范式"是沃尔特.费希尔提出的关于人与故事之间关系的理论,它从修辞角度研究叙事作品,并将其看成社会影响的一种模式。本文以"钱云会事件"为例,运用叙事范式的相关理论,阐释媒体如何构建一系列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可信性的"好故事"来迎合受众,进而影响并引导受众的行为。

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道德叙事样态

由于道德理性对主体意识的规约与引领,中国作家在20世纪婚恋文学的叙事中基本采取了道德叙事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制约着婚恋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使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呈现以道德叙事样态。道德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流变,形成了婚恋文学中个性主义婚恋叙事、革命道德主义婚恋叙事、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婚恋叙事和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婚恋叙事四种基本形态。婚恋叙事样态的更迭衍变又形象地展示着道德理性流变的脉络。

国际传播中“中国故事”的叙事研究——基于沃特·费希尔叙事范式理论的思考

在日新月异的国际格局下,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一直是常谈常新的话题。从何种角度为讲好中国故事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值得学界与业界思考。作为跨学科的产物,叙事范式包含普遍性叙事、人性化叙事、理性化叙事等重要内涵,在揭露叙事传播的文化意蕴与社会功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叙事范式,从全新视角探索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具体表现在阐释中国故事的“元传播”、中国故事的“基因底色”、中国故事的“同一取效”,从学理与实践的角度关注在国际传播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来吧冠军》的叙事修辞分析

费舍尔(Fisher)认为叙事使人信服在于其叙事理性。本文以叙事理性来分析《来吧冠军》,从叙事的可信性和逼真性探究其如何通过叙事起到劝说效果。

央视“关爱老人”系列公益广告的叙事、幻想主题修辞批评

随着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公益广告所发挥的作用也不言而喻。本文以修辞叙事批评理论为指导,结合幻想主题修辞批评的方法,对央视"关爱老人"系列两则公益广告进行了修辞叙事批评。研究结果显示,公益广告何以感人至深,引发公益行动,原因在于其故事,即"叙事"具有叙事的理性,既具有叙事的可能性,又符合社会大众的主流价值取向。

全球抗疫中的中国国家话语叙事——以CGTN纪录片《武汉战疫纪》为例

2019年至今的新冠疫情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事件。中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不仅有效控制了国内疫情,也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了经验和人员、技术、物资的大量援助。媒体中呈现的有关中国抗击疫情的符号化表述其实质是一种国家话语的叙事。以叙事学理论考察这场中国参与度最高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对其叙事效果的检视同对抗疫行动本身的效果评估同样重要。它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媒介实践,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话语的重要构成。CGTN作为中国国家电视媒体是如何就疫情爆发之初的抗疫行动展开叙事的?这一国家叙事是否与海外观众达成了经验的共识?本文综合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理论和沃尔特•费舍尔的传播叙事理论来对疫情爆发后CGTN拍摄的《武汉战疫纪》电视纪录片进行叙事分析。

讲好抗疫故事:《中华医药·抗击疫情》叙事范式分析

采用叙事范式理论研究《中华医药·抗击疫情》如何讲好抗疫故事,为新闻媒体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借鉴意义。在《中华医药·抗击疫情》节目中叙事普遍性体现为多重时空的叙事功能、多元丰富的叙事视角,叙事理性通过抗疫故事的连贯性、抗疫故事的真实性呈现出来,叙事人性论表现为新闻故事化表达以吸引受众、坚持以人为本、引发情感共鸣。

从《寻金记》看阿来叙事的丰富性与转捩点

叙事文学所叙之“事”长期被狭化为叙述事件,而使智性的事理、事义被忽视甚或弃置,近年来一些杰出作家突破这种流弊、偏向,让智性元素重返了叙事现场,阿来的最新作品《寻金记》便是其中之一,但这部作品却更矫矫不群,作家对智性的理解与表达并不限定在具体知识或门类学科上,而有着一种新的理性叙事的探索,从三个层面建构了他的叙事的丰富性与重大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