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艺术中的无表情表演--基于叙事装置和表意行动的视角

无表情表演是一种放弃表情或在某一瞬间使面容凝固的表演方法,能够间接向观众展现角色深邃的内心、丰富的情绪以及充沛的情感力量,引发观众深思。在本土叙事语境下,无表情表演作为中国影视艺术中的必要叙事装置和表意行动,赋予影视作品以良好的艺术效果和审美格调,兼具深远精妙的古典美学意味。无表情表演在呈现超越性、延伸性和辩证性特征的同时,也是一种“理想态”表演,有益于实现技术层面的组合性与开放性。对无表情表演进行探析,在叙事、美学和技术层面具有多重价值。

叙事装置、灵的启示和善的共同体——解读迟子建《烟火漫卷》的城市书写

在最新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中,迟子建探索了一种具有个人印记的城市书写。为了有效地勾连起某种具有总体性的城市生活,写出城市烟火之漫卷,作者打造了三个特别的叙事装置:护送车、榆樱院和小鹞子。这三者在小说中不是一般性的物,而是承担着为故事推动提供可能性、连接更普遍的城市生活经验以及凝聚善的共同体的叙事伦理功能。迟子建既站在城市的内部书写了城市的建筑、文化和地理,城市人的日常、悲辛和命运,更站在城市的外部,塑造了黄娥这一别具神采的自然之子的形象,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谱系,又对城市生活的困境和拯救提供了灵的启示。迟子建的城市书写,延续了她以往写作那种属灵的精神线索和现代性反思意识,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城市书写新的生成路径。

叙事装置、人性暗喻与战争小说的新可能——论长篇小说《牵风记》的古琴叙事

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将古琴作为特殊的叙事装置,承担起牵连书中主要人物、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作用。作为贯穿作品始终的重要意象,古琴为汪可逾的生命行止提供了内在驱动力,琴艺文化与人物经历的结合成为作者探索人性的暗喻形式。徐怀中借助古琴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气息,使传统文化在战争氛围中生发出不同以往的新质,隐含着战争小说蓄势突破的新可能。

论《吉宽的马车》城乡叙事的三种策略

《吉宽的马车》在叙事装置、叙事视角、叙事伦理等三个方面都蕴含着孙惠芬写作的匠心,这直接影响着小说城乡书写的美学风貌和伦理立场的表达。《吉宽的马车》的叙事装置选取了物理性和精神性两种精神介质,推动故事往纵深处延伸;独语式叙事话语暴露主人公心灵挣扎,造成故事的突转与发现;在叙述伦理层面,孙惠芬择取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重在突显生命叙事的价值与意义,真实地还原了乡下人进城的原生状态。

失明、疯癫与毁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残障叙事

20世纪30年代,和知识范式转型相伴的是中国电影同样经历了由商业到政治的转向。回溯当时的电影,残疾形象颇有意味。本文借重西方方兴未艾的残障研究,对30年代电影中存在的失明、疯癫与毁容三种残疾形象进行文本解读,以揭示电影中残疾作为叙事装置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关系,失明、疯癫与毁容在民族/国家话语中分别展开同化、共存与消解的多元叙事。

历史如何叙述当代:近三十年来文学的历史循环叙述

历史循环观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的小说中大规模出现,描摹出某种本质化的历史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这些历史循环叙述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进行隔离处理,无法鲜明塑造当代社会变革中的主体性形象,同时还要面对当代公共文化意识中启蒙理性潜在而有力的质疑。面朝历史却又立足当代的历史循环叙述,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与语境下,考虑循环与发展的融合、否定与肯定的辩证,实现历史与当代的精彩互动。

回归传统的经验性写作——陈彦《喜剧》与当代中国经验叙事

陈彦的长篇小说《喜剧》借由民族传统的回归,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经验书写范式。陈彦的中国经验书写是对文学中“经验”匮乏状态的反驳。小说以中国戏剧作为叙事装置,借助其中隐含的经验与知识,传达了中国的历史—美学经验和时代现实经验。小说通过多重对照关系的设置,表述传统/现代这一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经验,显示出以传统经验为资源重建共同体想象的总体性文化诉求。《喜剧》在突出其历史性和叙事性品格时,又运用“相对化”策略,为当代小说的中国经验书写提供了新的质素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