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交错”叙事诗学的深化及其跨文化表征——从张翎的创作轨迹谈《余震》

在张翎小说的创作轨迹中,早期的《寻》为张翎“时空交错”叙事诗学的开启,《余震》则意味着其叙事诗学的深化。这一深化具体呈示在小说人物沃尔佛的结构性存在以及王小灯与李元妮的母女共生关系的形塑之中。从《余震》开始,张翎将“时空交错”叙事诗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演绎出故土之源与新居反哺的双向性跨文化表征路径,使这种“双向交互”突破了情节性的束缚,且随着张翎“在故土之外”回归故土的情感和美学探索,逐渐形成一种隐性的、“在故事之外”的结构性叙事特征。

汉维现代叙事诗结构类型及对比分析

叙事诗以叙述性的方式讲述故事或叙述一系列事件。与抒情诗强调情感表达不同,叙事诗注重通过故事情节、角色和事件的叙述来传达信息。相对于传统叙事诗,现代叙事诗在形式和主题上更为多样化,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和个体的体验和观点。该研究以对比分析为方法,综合大量文献资料,系统地归纳总结了汉维现代叙事诗的结构类型,通过比较汉维叙事诗的结构元素、融合方式及表达手法,得以深刻理解汉维现代叙事诗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该文通过把握汉维现代叙事诗不同结构类型的核心特点,揭示了叙事诗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价值和表现力,以期促进对这一特殊文学形式的深层理解,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和帮助。

郭小川长篇爱情叙事诗中的恋人形象研究

郭小川一生共创作了三部长篇爱情叙事诗,分别是《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和《严厉的爱》。本文通过细读诗歌文本,对三部长诗中的恋人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恋爱中的男女青年在面对革命伦理与爱情伦理冲突时的不同态度。通过多种恋人形象的塑造,展现了革命与恋爱的融合与消解,更揭示出在革命背景下人性的复杂与冲突,以及在革命伦理与爱情伦理的碰撞中人物内心的多重拉扯。

道德底线与欲望诱惑:拜伦土耳其叙事诗中媚俗的女性书写

在浪漫派时期,西方读者对东方书写的渴望达到了顶峰。空前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大批书写东方的书籍,但这些盈利文学多因触碰了西方人的道德底线而饱受批评、销量不佳。拜伦则不然,他在创作土耳其叙事诗的过程中,将目标读者聚焦西方中上阶层的女性,通过对平衡术、白日梦、“甜媚俗”与“酸媚俗”等媚俗策略的巧妙使用,不仅逃脱了僭越道德底线之嫌,为西方女性提供了力比多的代偿性满足,也符合中产阶级女性的性别规范,满足了上流女性的猎奇心理,甚至还突出了西方女性的道德优越感,成功缔造了“拜伦神话”。

意义的生成:东北解放区农村叙事诗的历史复杂性

东北解放区农村叙事诗意义生成有一定历史复杂性。延安《讲话》精神在东北落实与延安文艺制度在东北落地,影响东北解放区诗歌题材选择、生产运作和意义结构;同时,农村叙事诗既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话语体系下,又扎根于政治和文化局势高度复杂的东北区域话语场中。在复杂历史语境和东北土地改革政策的影响与引导下,农村叙事诗呈现出典型的战争文学样态和“人民性”的革命文艺本质意义,承担大众化红色革命诗歌应有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

壮族叙事诗《寻找太阳的母亲》的文化传承研究

《寻找太阳的母亲》是广西壮族诗人韦其麟的代表作之一,该长篇叙事诗通过融入壮族文化元素、壮族民间生活和诗歌艺术手法,再现壮族民间故事《妈勒访天边》的民族精神、民族信仰和民族情感,充分体现出作品具有民族性、诗歌性和母体性的文化传承特点。该文从学校、媒介和社会层面发掘作品的文化传承途径,全面呈现其文化传承价值,即通过丰富的壮族文化课程内容,开展壮族特色文化活动,培养教师壮族文化素养,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叙事诗《寻找太阳的母亲》的文化传承功能,为推动广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研究发挥积极的作用。

于“不寻常处”探寻叙事诗的教学价值--以统编教材八年级下册叶石壕吏曳的教学为例

教学如何凸显单篇文本的价值,让经典重新焕发生机,打破与学生心理的隔膜感,是一线语文教师教学的难点。《石壕吏》是杜甫“诗史”的典范之作,文章依托孙绍振文本解读的矛盾分析法,立足經典文本的“诗”“史”价值,分别从叙事层面、形象层面、价值层面三个维度还原文本语境,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剖析文本中不寻常的细微处,深入挖掘《石壕吏》背后忧国忧民的内在矛盾和作者忧患悲悯的伟大人格,进而理解杜甫作品谓之“诗史”的经典价值,以此引导学生借由单篇阅读打开社甫叙事诗的群文视野,提升自主阅读的语文素养。

韦其麟叙事诗《百鸟衣》中的古卡和依娌形象研究

百鸟衣的故事是广西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广西著名诗人韦其麟从小耳濡目染,深深被故事里的情节打动。1955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时,20岁的韦其麟创作出了叙事诗《百鸟衣》,民间故事中的张亚原与公鸡姑娘在这首叙事诗中得到了新的生命。在诗人的笔下,古卡与依娌的形象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因此对古卡和伊娌形象的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点。

初中古代叙事诗情境创设的原点和生长点

初中古代叙事诗呈现出叙事式抒情的特点,兼具叙事性和诗性。教学的难点在于借助所叙之事、所写之人,品悟诗人如何叙的艺术手法和为何叙的复杂情感。情境化教学是解决此难题的有效策略,成败的关键在情境创设。诗言情,“情”是情境创设的原点;聚焦“叙”的视角以及“事”的留白、矛盾逆折处,这是情境创设的生长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彝族叙事诗《妈妈的女儿》保护与传承研究

《妈妈的女儿》是一部彝族传统叙事诗,蕴含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中占据重要地位。这部叙事诗不仅是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研究彝族历史、民俗、哲学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的珍贵资料,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它虽然来自民间,却具有高雅的艺术品位,体现了彝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后理论时代”的叙事学研究方法论问题考辨——以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叙事诗学为中心

晚近以来的中西方学界普遍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理论危机,从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多个维度上共同推动“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反思与范式转型,“后理论”叙事学的本体阐释及文化立场受到显著关注。以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叙事诗学为中心,本文重新梳理“理论之后”的叙事理论研究及其话语体系,在文学本体层面上总结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文化本位层面上反思其作为叙事阐释的理论经验及其叙事话语,并在基础上探讨由叙事批评向文化分析的理论转向与范式转型,为当代叙事学研究重建方法论体系提供一种文化分析的新型理论基点。

壮族民歌式长篇叙事诗中民族形象的认知构建研究--以《百鸟衣》和《凤凰歌》为例

壮族民歌式长篇叙事诗是壮族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体现了鲜明的民族色彩。文章从认知视域出发,基于壮族典型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和《凤凰歌》,管窥壮族文学中民族形象构建的内在认知机制。研究发现:壮族民歌式长篇叙事诗的民族形象构建的认知路径包括单向线性传导、双向线性传导及多向线性传导三类;基于壮族生活的独特地理环境、性格特征、民俗风貌,通过对认知概念的选择性投射与整合,诗人构建出鲜活的壮民族形象。研究可促进对壮族文学中民族形象构建的深层认知和传播壮族文化,进一步推动“讲好中国故事”和“讲好广西故事”。

嬗变与转型:新文学运动前后的中国叙事诗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及新文学运动前后 ,是中国叙事诗艺术由古典向现代形态演进的关键时期。西方叙事诗学及其文学的影响与中国抒情文学中心地位的式微 ,使当时的”新体”叙事诗创作及其理论批评 ,呈现出新的创作形态与艺术追求。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白话叙事诗”及其创作形态的出现 ,为中国叙事诗艺术现代文体类型的确立与理论批评体系的重构 。

朱湘、冯至叙事诗比较论

朱湘和冯至是两位在中国现代叙事诗初创期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诗人。本文从中国现代叙事诗初创期的特定背景出发,从题材选择、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及风格形态等多方面比较他们叙事诗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其叙事诗出现的重要意义,认为他们各以初具系列化和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真正使中国现代叙事诗获得独立的文体特征,标志着中国现代叙事诗体制的正式确立。

论钱澄之叙事诗对南明英烈的书写

钱澄之是清初著名的遗民诗人,他亲身经历过明清易代的历史大变局,又曾在南明的隆武永历政权中担任过要职。他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清初激烈的民族斗争,揭露了清军统一中原的过程中血腥屠杀,赞美那些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而奋起反抗的抗清志士,尤其是南明政权中以身殉国的英烈们,对南明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白族叙事诗《鸿雁带书》的民族审美探析

民间叙事长诗是白族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它既是白族民歌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白族人民丰富社会生活的反映。《鸿雁带书》是白族民间叙事诗的代表作,其语言平白,感情真挚,蕴含着大理地区白族人民自然之美、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情感之美。通过对《鸿雁带书》民族审美的思考与分析,探究白族人民丰富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审美心理结构,揭示诗中多民族文化交融互动的发展路径,对于白族民族文化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诗歌叙事学探索诗性构境的动态空间——以张清华叙事诗分析为例

对诗歌叙事学来说,如果一个诗歌作品要达到后经典叙事那种意义结构上的认知叙事性,就必须一方面,要从历时性视角来分析作品叙事的诗化演变情态,另一方面,必须从共时性视野的宏观上,来比较作品叙事的诗化演进强度。这样才有可能从叙事诗性本体的构境上,实现作者、作品、读者、释者的多维关联,而不是只在诗作中建立一种一维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的合成性。只有对叙事的诗性本质做出诗性本体的认知,才能为诗歌叙事的协同因子奠定新的理解起点。因为诗性叙事的本质在于,诗歌叙事是对一种事境的理境发现,而不是铺叙一个事境。

马祖常叙事诗简论

叙事诗作为马祖常整部诗集之担当,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为国家作长远虑,为民众作登高呼,是马祖常诗歌中最具思想价值的部分。在艺术方面,马祖常叙事诗手法得当,质直细腻,是元诗艺术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