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计艺术史叙史范围、叙史主题及叙史方式的探讨

关于中国设计艺术史叙史范围、叙史主题及叙史方式的探讨,是近年来设计艺术史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一方面提出对中国设计艺术史叙史范围和叙史主题的重新认识,这是经过近十年来的写作实践而酝酿出的"重新描述和建构"的叙史认识;另一方面提出对中国设计艺术史叙史方式的选择,即对以设计观念角度梳理设计艺术史、以学科发展与演变的角度认识设计艺术史,进行的叙史方式比较。我在此将这两方面问题融合探讨,目的是阐明中国设计艺术史叙史方向的新转变,进而促使中国设计艺术史叙述和史学研究更上一层楼。

中世纪世俗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及叙史逻辑

对于中世纪西欧世俗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批判性认知到同情性理解的发展过程。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路径应该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互补关系。中世纪西欧是一个有着浓厚基督教文化因素的传统社会,对宗教、习俗、传统和历史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在这里,史学有着天然的生存空间并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形式上看,中世纪史学有着一定的古典取向,但在内核上,它却是中世纪文化传统的产物。虽然中世纪史学在多方面显得比较粗鄙,但它终究能够按照自身的叙史逻辑,行使其预设的社会政治功能。

澄显与遮蔽——《战国策》叙史方式的二重性

《战国策》的叙史具有截面化的特征,将历史展现于每一次详细的对话,认为历史不是时间自然发展的结果,而由话语力量所催生,其目的在于澄显"人"之历史本真。这种生气勃勃、众语喧哗的叙史是对《春秋》、《左传》、《国语》等传统史书模式化叙史、叙史中道德独裁的突破,改变了一语独白、预言直线化的生硬状态。因而其叙史采用叙述者较为隐蔽的真实"展示"的方法,人物具有话语时间的加速、视角尽力由限知向全知转换等特点。然而,这种对"人"近乎偏执的信任,使其极尽宠荣而放纵,这一方面是对历史本真的澄明与敞开,一方面又是一种遮蔽,其叙史出现了似乎矛盾,但却正适合它所出现的时代———战国的二重性格。

《史记》《国语》叙史风格之异探究——以吴、越国事的记载为例

《史记》《国语》在记载吴、越国事时,采用了大致相同的线索和文本,但在具体的叙述风格和特点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史记》之文简,《国语》之文繁;《史记》详时地,《国语》略时地;《史记》写轶事,《国语》记正事;《史记》贯古今,《国语》叙当时;《史记》文深情,《国语》文平白;《史记》尊儒术,《国语》信百家。

另一种叙史方式的尝试——《历史与社会》第三册评介

《历史与社会》课改变了原有的中国古代历史教科书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的体系 ,以专题的方式重新构建历史教材。新体例的设计是《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综合性的体现。综合不是简单的拼合 ,而是涵盖了打破学科壁垒、对课程整体把握和教材自身结构安排等三个层面。本文从综合性与体例创新的角度 ,叙述了教材的基本框架和自身特点。

中国广告史叙史范式研究

经历了对广告历史现象初步归纳总结、系统研究、深入探讨的三个阶段,我国广告史研究进入了稳定成熟时期。针对目前研究现状,从广告史宏观理论构建、断代史理论构建、媒介技术理论构建、符号理论构建四个角度归纳和总结广告史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明确广告史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确立明晰的广告史研究范式,从而对后世广告发展起到总结和借鉴的作用。

作为方法的“抒情”——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史策略

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始于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60多年来,大致经历了文本细读、文学阐释、文学文化史三个发展阶段。在其发展谱系中,“抒情”是文学史家的重要方法。文学史家通过挖掘“抒情”的不同面向,完成对文学历史的建构;试图在启蒙与革命之外寻找另一种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路径,并让中国文学跨越“边界”、抵达更为广阔的全球性的文学世界。

以图叙史 以图证史 《共和国期刊60年》在京首发

由中国期刊协会、北京印刷学院主办的“见证历史——《共和国期刊60年》新书发布暨中国期刊史编撰研讨会”12月25日在北京举行，该书约20万字，收图1342幅，以图文并茂的编年体形式描述了1949～2009年中国期刊的历史发展。

论《史记》《国语》伍子胥之死叙史别异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名臣,忠心辅佐吴王夫差,却遭奸佞迫害,终致殉国。伍子胥之死,经由诸书记载、渲染,其历史真实已真假难辨。《史记》、《国语》对伍子胥之死记载都颇为详细。《史记》在叙史方面多参照《国语》,但在具体的撰述上仍有较多的差异。将伍子胥之死分为"吴王伐齐"、"黄池会盟"、"吴国覆灭"三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证、分析。可见《史记》在叙伍子胥之死时贯通前后、古今,并寄予了强烈的情感。

贾谊错了吗?——关于《过秦论》叙史的一个问题

在《过秦论(上)》一文中,贾谊尽其铺张渲染之能事,把文章写得酣畅流利、气势浩翰。他大胆地运用夸张的手法,以至在叙史时对某些史实有失真之处。现略举几例: 一、“外连衡而斗诸侯”。这句与上一句“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相呼应。其实这是后来的政策。连衡政策的创立人是张仪。

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叙史长诗——《激情中国史》编后感

作为责任编辑，最大的责任是将优秀的著作推荐给广大读者，最大的快乐是发现优秀著作并且成功地完成了推荐工作。回顾近年的编辑工作，我以为自己尽到责任并且从中获得快乐的主要有两部著作：一部是人物传记《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作者高屹，武汉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另一部是叙史长诗《澈情中国史》（作者田海，武汉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8月第2版）。

论《左传》《史记》叙史风格之差异——以对“吴越争霸”史实的叙写为例

《左传》和《史记》均记载了吴越争霸的史实,二书记载该事件的内容大体一致,但在叙史风格上有一定的差异。究其原因,《左传》一贯秉承"书法不隐"的实录精神及省净的记事笔法,对"吴越争霸"历史事件的记载较为精炼、客观、理性,较少作者的主观情感。《史记》在叙述"吴越争霸"时,除继承《左传》"实录"精神外,在历史真实基础上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虚构,并融入了部分司马迁个人的主观情感以及大量的细节描写,使得人物形象鲜活丰满,叙事也更加生动流畅。

以图叙史 以问导学——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历史图片教学

历史图片中蕴含大量的历史信息,因此历史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历史图片的功能. 在教学中通过 “ 以图叙史,以问导学”的方法,能让学生的学习变得更加有效,同时促进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形成.

纪录片《苍天圣地阿拉善》叙史方式简析

阿拉善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历史悠久,是远古人类发祥地之一。大型纪录片《苍天圣地阿拉善》以纪实故事的形式展现了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本文对该片的叙史方式作了分析、探讨。

福田区沙头街道“音乐讲党史”——以歌叙史,以乐感人,岁月留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之际，沙头街道党工委和下辖的12个社区党委，在区委组织部的指导下，开设了“音乐讲党史”系列党课。党课以“两学一做”为主线，以电子音乐、传统歌唱、影视资料、诗词歌赋等为载体，让大家在听音乐、观视频的同时，能够深刻了解我党95年来风云跌宕的光辉岁月。

构建叙史载道、以德育人的历史课堂

人品是生活的通行证。在冷峻又善变的时代,人格之美才是人生最高学位。烛古照今、叙史载道,历史承载着重要的人格教育功能。作为历史教师,我们要构建叙史载道、以德育人的历史课堂,培养人品贵重的谦谦少年君子。

叙史何以见人?——以《辽宋夏金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为例

不同于传统的“讲历史故事”,历史叙事教学和历史细节教学是一种植根于新叙事史理论、致力于学生史学思想方法培养的有效教学策略。其中,叙史见人,以活泼生动的历史人物为支点展开叙事和历史细节,从而带动大单元、大概念的建构,是教学中“性价比”较高的一种方式。本文以笔者执教的公开课为例,以沈括的一生为线索,串联起辽宋夏金元的中长时段下不同王朝与民族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新气象,并尝试以此类推,探寻历史叙事教学中以人带史,叙史见人的有效策略。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背景下“叙史见人”的新方法

“双新”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叙史见人”:善用人物:化抽象为具体;活用人物:释疑解惑;巧用人物:丰富战争史教学的内涵;妙用人物:落实核心素养。但切勿脱离内容主旨,机械教条地为了人物教学而人物教学。

敞开与遮蔽:文学史叙述方法及其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洪子诚史著以新的叙史模型重构当代文学场景和演进轨迹,拓新了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叙述空间。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当代文学”内涵的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悄然转化,导致了“洪史”前后叙史深度和风格上的较大差异;以“一体化“作为文学史观和叙史情节结构缺乏足够的统摄力,对复杂的文学历史场景造成了一定遮蔽。洪史代表了一种在学界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叙史理念、叙史方法,对它的剖析有助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叙述的深入。

中国民族学学科设置叙史与学科建设

本文以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为线索，对民族学传入中国后90年来的学科定义与学科设置展开讨论，辨析了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相当”或“等同”的普遍认知，就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其在中外科学领域的各种学科分类进行比较，针对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和学科母体萎缩等问题，对建设中国特色民族学必须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坚持民族学学科母体地位的问题给予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