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庙产兴学政策方针与地方的运作——以清末四川叙永厅为个案

叙永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2)初开始,按五成计算对境内58座寺观提拨庙产。提取庙产虽然经过办学士绅议定,地方官的批准,实际上,与僧人议定的庙产提成是不大稳定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学堂学董要求把寺庙认提的田产提归学堂,佃户也转学堂投佃。在地方官的干涉下,叙永厅部分租佃寺庙产业的佃户与各区劝学员或学堂的学董建立了新的租佃关系。光绪三十三年(1906)劝学所设立,促进了地方新式教育的推行和发展,使乡村公立小学堂的数目迅速增加,也带来经费筹措方面的难题。为了增加办学经费,学绅对寺院僧人隐匿、漏报和拖欠的庙产进行了调查和清查。而僧人及各类庙会被迫分割出自己的资产以兴学,自未必积极。在这种情况下,学董只能借助官府的权威,派差锁押、拘传僧人,迫使其补缴所应交之学款。结果,叙永厅提拨庙产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地方官、办学绅员与僧人不断对抗和讼争的过程。

清代地方民数册的记录与编辑——以四川叙永厅为例

文章利用四川叙永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民数册的各项数字,进行了总撒检验和四柱检验,并对户名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册内数字并非逐年变化,而是呈现阶段性变更,人工编造痕迹明显。另外,厅册与省册所载数字完全无法对应,不仅挑战了民数册逐级呈报汇总的常识,而且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施坚雅关于布政使司独立编造民数的猜测。

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形态研究

清代四川叙永厅县驻辖双城,俗称川城与贵城。双城内厅治与县治衙署互为交错,呈现插花地现象。这一特殊的城市空间形态,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四川永宁宣抚司与贵州永宁卫治署原址的继承渊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川贵两省边界的逐步调整,以及叙永厅县地方行政管理的不断调适。双城治所形态的变迁浓缩了叙永厅县纳入中原王朝国家管理体制的历程。本文的出发点是对施坚雅经济层级空间建构的一种间接性的历史地理反思——在中华帝制时代,经济与行政空间交错重叠,在我们的研究中,行政空间的建构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

万胜入滇所经之界首在何处?

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夏政权后,于1383年春派兵三路入滇:邹兴取建昌入,芝麻李由八番入,万胜由界首入。建昌和八番分别为今西昌和贵阳,而界首在何处,却不大为人所知。中华书局《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引《明实录》,就只注建昌和八番而对界首存疑;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则泛指界首在宜宾南,而所配地图又标在宜宾西南。 最近笔者对此作了考证,发现万胜取道的界首应在沪州以南的叙永县境内。

清代四川“考棚”楹联

清道光年间,四川省属建制就有24个厅、州、府。科考时,除松潘、理番两厅、资、绵、茂三州附属成都府、叙永厅附属泸州、石柱厅附属忠州等考棚(试院)外,全省实设考棚17个。 开始,考棚楹联由省学官拟出一副楹联,分发各棚张挂,装潢门面,以示风雅。后来,周石芳、俞苕琴两学使认为,考棚统一楹联,意义不大。就分别在重庆、叙州另行拟出具有两地特色的楹联。酉阳试院落成时,吴梅梁少空也单独拟了一副楹联。 道光二十六年(1846)浙西蔡振武督学四川时,

石达开在黔<遗诗>考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具有文才,素负诗名。1862年石达开转战川、黔、滇时,曾在贵州留下三首“遗诗”,它们是《留题所居民舍》(两首)和《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这三首诗既非镌刻于石碑之上,也未见诸史籍记载,而是口头流传于民间的。

清代川粮储备及其历史意义

明清交替的战火以及继之而来的干旱和瘟役,使得素号“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口死亡殆尽.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四川大饥,民互相食”;顺治五年,富顺、巴县等产粮大县。

近代四川天主教会述论

近代四川天主教会述论刘斌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炮舰为后盾，肆无忌惮地闯入四川腹地。在清廷的“保教”政策下，在川天主教会势力不断扩张，逐渐成为四川外国教会势力的重要力量。天主教会在川活动史，是四川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史家却...

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

文章运用人口普查资料及新修地方志所载数据,对1958-1962年间四川省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在这几年中,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940万,占灾前全省人口总数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