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小说残疾书写的叙述伦理研究

在当代中国小说中,以残疾人的故事伦理为叙述中心的残疾书写具有独特的叙述伦理内涵。其中尤以史铁生、毕飞宇、阎连科以及莫言等人的残疾书写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在他们叙述残疾故事的文本中,叙述伦理所呈现的主要特征体现在有意强化的重复性叙述、多重性格的残疾人物、以伦理取舍为标准的材料选用以及多元化的叙述语言等几个方面。

互动叙述的伦理批评向度:媒介化社会的文化研究视角

叙述与伦理的高度同构决定了叙述伦理研究的必要性,然而作为叙述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叙述伦理批评对各类新兴的互动叙述形态却介入甚少。结合《王者荣耀》这一互动叙述典型案例的性别伦理分析,本文认为,互动叙述依赖于携带设计者意图的内文本与作为“类隐含读者”的参与者之间的双向激活,从而共构了叙述伦理。互动叙述文本是多层级的叙述和常态的跨层行为下形成的复杂整体,各类以内文本为核心,聚集在某种互动叙述周边的类隐含读者文化社群不断生产叙述文本,完成伦理的再生产和社会化。经由数字互联网连接的媒介化社会构成了一个巨大、开放、多层级的互动叙述系统,互动叙述已然成为媒介化社会中伦理生产的主要方式,互动叙述伦理批评必须打破文本内外的藩篱,成为面向媒介化社会的文化研究范式。

叙述层次·意识悖论·叙述伦理——从《死亡匣子》看苏珊·桑塔格小说观的转变

《死亡匣子》自出版后围绕它的评论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贬抑多于溢美。本文并不在于要对文本进行二元对立式的优劣评价,而是从叙述层次、意识悖论和叙述伦理来厘清对该小说的认识偏差。小说多叙述层的复杂结构,以及对人物晦暗意识世界的关注增加了小说阅读的难度。小说并没有停滞在现代人存在困境和精神荒原,而是具有伦理叙事的向度,表达了小说家对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集体无意识残忍的批评,以此提升了小说的立论。

“归去来兮”：中国现代乡愁文学及其叙述伦理

乡愁文学奉行乡土情感操控的叙述伦理。中国古典文学叙述中的乡愁,以宗法制的农耕文化为价值基点,在叙述中将故乡魅化为伦理的乌托邦。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的乡愁文学,以启蒙理性照耀叙述,故乡的伦理乌托邦形象被解构和祛魅,但他们的故乡情感却暧昧复杂,"怨乡"与"恋乡"相互纠缠。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感,沈从文、朱自清等的京派乡愁文学重塑了故乡的伦理乌托邦形象,省略或遮蔽的叙述策略,表现了他们的故乡情结。与沈从文现代化危机下的故乡恋情不同,朱自清的故乡想象,则是一幅嵌入了现代都市生活符号的古代江南欢场的剪影。港台和海外华人作家的乡愁文学,将原乡思念化作一种庇护性的叙述伦理,选取典型的民族文化符号,在历史记忆中,营构了一幅玫瑰色的浪漫图景,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生不能聚首死不能相依的无奈和悲怆。其乡愁叙述超越了"五四"以来存在于中国本土文化内部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端。

《断章》的视觉叙述策略与伦理构造

《断章》的视觉叙事综合运用了画本叙述和文本叙述两种方式。在运用画本叙事中,作者将自然人文物像在平面中进行了类似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设置和安排。在文本叙述中,作者通过可视性动词和代词的重复,构筑了叙述的连续性。《断章》通过视线移动构筑了一个双向逐次相套的视觉叙述结构和视觉主体不断析出的立体空间,通过多层次空间的设计创造了历史景深。《断章》运用顶针和反复修辞,创造了视觉上的时空循环和追逐;通过意象的景观化,屏蔽了声音,创造了寂静的意境;通过虚词和修饰语的省略,祛除叙述的戏剧性,压制了情感,体现了洗涤红尘、简单拙朴的佛道精神。《断章》的视觉符号文本,呈现出浓厚的古典主义倾向。内在的儒家争霸意识和外在的清静无为的道家哲学,以及知识分子的人生感怀,形成了其叙述的伦理构造。

底层的武侠想象和叙述伦理——论新世纪文学中的农民工题材电影

进城农民的社会苦难催生了缺乏武功但却具有侠义精神的底层侠客的出现,底层侠客有着能力的边界,一些电影想象地放大了他们精神的力量,未能真实地表现出进城农民的生存状态。五四文学底层叙述具有的审美气质,为当下农民工题材电影呈现真实的底层叙述,建构绿色的叙述伦理提供了精神资源和艺术经验。

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叙述伦理研究

结合叙事学和当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成果来对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中的叙述伦理做出探讨。从小说话语类型的角度出发,主要划分了民间大众的和国家政治的两大话语系统。这种不同话语系统的设置展示的是李锐在这一系列小说创作时所采用的一种独特的关注世界的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叙述上的需要。对这种关注方式背后作者的伦理诉求的探讨,以及对读者阅读体验和伦理感受的具体分析也是本文区别于前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方面。

伦理叙述多元化是提高医德教育实效的有效途径

伦理叙述是指运用某个伦理学理论或方法对某一理论或实践问题进行确证的过程。医德教育也是一种伦理叙述。其目的是要使医德主体形成确有实效的自觉的伦理叙述。单一的道德教育方式是低效的,有时甚至是无效的。多元化的伦理叙述是解开目前医德教育困局的有效途径。

《贵妇画像》的责任伦理叙述

人的自由在于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既是绝对的,又与责任密切相连。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人的社会性要求人人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人道主义尊重人的道德,也要求人成为有道德的人。人有道德意味着人对其自由选择负有责任,而责任的前提则是人对自由行为加以控制。在《贵妇画像》的伦理叙述中,叙述者有意识地让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面对生活中一个个重大选择,设置一个个心理交锋场面,旨在通过考察和诠释自由与责任的辩证关系来激发读者的伦理思考和认同。

阐释、表征与间性叙述——论奥尔罕·帕慕克《红发女人》的叙事伦理

土耳其作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其长篇小说《红发女人》中书写了“读者型”人物的伦理困境,在读者走向伦理自觉中构建出阐释伦理;作者本人也在作品中寄寓多个伦理向度,应用了表征伦理。帕慕克还采取多主体叙事手法,在“叙述者-受述者”的间性伦理张力中集中展现叙述伦理。帕慕克将作者、叙述者以及读者置于伦理关系之链环上,赋予整部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叙述的伦理——如何叙述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反伦理的历史灾难,引入伦理视角,有助于我们反思相关研究中存在的困境,如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存在的局限——现代中心观和对个人记忆的轻视,在分析大屠杀记忆时,这种局限很容易为历史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基于记忆的伦理,玛格利特提出了"共享的记忆"概念,这为分析个体的责任以及宽恕的问题提供了借鉴。理论深化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受到了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挑战,研究者的职责在于尊重叙述的伦理,避免理论先行的陷阱。

《人生大事》:殡葬题材电影的伦理叙述

《人生大事》基于殡葬行业和家庭亲情两条叙事线索,讲述了莫三妹和武小文一对“父女”互相救赎和共同成长的故事。影片延续了家庭伦理片的“泛情化”叙事模式,笑泪交织中引发了最广泛观众的情感共鸣,从殡葬文化叙事视角切入,掇菁撷华中充盈着作者的伦理表达。其中,两对父子代际关系的对照呈现了家庭伦理的失落与重构,现代殡葬行业的世间百态呈现了职业伦理的失范和守正,平凡众生的命运选择呈现了生死伦理的误读与正名。

“可靠”的“不可靠叙述”——论《城南旧事》的叙述伦理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具有独特的社会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通过对小说叙述伦理的分析,可以解读其艺术价值的形成机制。《城南旧事》采用了特殊的叙述视角与不可靠叙述策略,但其叙述的不可靠又与读者的伦理阅读相契合,因而具有了非凡的审美意蕴。

都市题材电视剧的叙述伦理和世界观构建

都市题材电视剧较少被论及叙述伦理,从叙述伦理角度深究其世界观与伦理效果,人物塑形、叙述者干预、隐含作者的自我披露和女性叙述者声音是重要的叙述形式,可从中发掘出隐藏的伦理。都市题材电视剧以核心价值为基础,辅以个体自由伦理,突出女性地位和价值。叙述主体的伦理介入方式和叙述主体声音的选择等叙述形式都受此制约。

论言情题材网络小说的叙述伦理--以童馨儿的创作为例

言情题材网络小说建构了读者本位意识的叙述伦理。首先,网文作家对一些生活物象进行重复性描写,表达受众对于资产阶级生活梦的渴望。其次,作家以幻想性人物形象和类型化情节模式,对于读者的“白日梦”给予想象性满足。由于写作技巧粗糙和思想观念偏颇,网文叙述伦理的文学价值有待提升。网络文学在保留娱乐性、消遣性、商业性的同时,还应该吸收传统文学的批判意识、思想深度、形式技巧等要素,增加自身在文学界的话语权。

论弗里尔历史剧的叙事伦理

从当代爱尔兰剧作家弗里尔的两部历史剧《翻译》和《创造历史》来看,弗里尔历史剧具有历史叙述的想象性特征,剧作家的历史观与20世纪80年代"户外日戏剧公司"的文化政治诗学之间存在深层通约,弗里尔历史剧中"共融"的叙述伦理,对于反思历史剧中历史叙述之伦理尺度构建具有很大的人文意义。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伦理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呈现了西方尤其是当今英国社会中人们面临的一个个伦理矛盾和困境,对善与恶、异装癖、恋童癖、虐待儿童、受虐与施虐、金钱与政治、自我与利他等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作家的叙述伦理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他主要选择从人物立场道出具有伦理指向的话语、反讽、象征和视角选用等方式来表明自己的伦理态度。

作为订制创作的《虎贲万岁》与张恨水的文学生产伦理——由《虎贲万岁·序言》展开的研究

在文学生产理论的观照之下,长篇小说《虎贲万岁》的创作可以被看作是公益性的订制创作。生产者为作家张恨水,直接(显性)订制人为五十七师将领。但生产者和订制人的身份又都有着跨界的二重性,张恨水既是生产者又代言市场订制人即读者。在谈判中,生产者和直接订制人都不以显性身份言说,而是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学范畴"诗"(小说家)与"史"(史家)的名义进行。生产者和订制人身份的二重性及其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直接订制人和生产者对于诗与史阐释的乖离:在直接订制人那里,史的阐释在名义上执着于史,而在实际上又偏向于诗;而在生产者那里,诗的阐释在名义上偏向于史,而在实际上又偏向于隐性(市场)订制人读者,并将市场订制人的利益诉求阐释为小说的本体特征。以"诗"与"史"的名义进行的争论,造成了该小说的叙述在直接订制人、生产者和隐性订制人三者利益之间的滑动,以及叙述的伦理的困惑。但在"史"与"诗"以及读者利益商谈下创作出的《虎贲万岁》,却缔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将新闻纪实和典型塑造相结合的文体--"报告文学"的创作。

行走在生存雾霭之间——试论刘亮程小说《虚土》的叙事伦理

在刘亮程的首部长篇小说《虚土》中,他以文学阐释哲学,呈现了一个直觉和心灵中的乡村世界,复活了一种关于乡村文化和精神的记忆与存在,在文坛上可谓独树一帜。事实上,在刘亮程的大量作品中,其内容和形式均涉及现代小说叙事伦理所关照的主要问题。因此,从叙事伦理的两个层面即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的视角,去探寻刘亮程小说叙事伦理的轨迹,以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寻和追问隐含在叙事当中的伦理取向及其美学功能。

《浮生》的叙事伦理

经典叙事学只注重叙事作品形式的研究,完全割裂了文本与语境或读者等各种因素的联系。叙事伦理学结合叙事学与伦理学的各自优势,不但注重文本内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且更重视叙述形式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研究主要从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这两个角度研究维•苏•奈保尔的《浮生》中的叙事伦理。故事伦理包括种姓伦理、种族伦理和婚姻伦理;叙述伦理主要包括人称机制、叙述者干预以及叙述结构三者与伦理态度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