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合法性诉求——当代影视的“新纪实”倾向的文化分析

当代影视创作中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纪实倾向,它表现在被吕新雨命名的“新纪录运动”纪录片创作中;在一些“纪实”性电影故事片;更多的体现在许多电视台制作的大量“纪实”类电视节目中。这些作品体裁样式、表现形式、手法、内在规律各个不同。但是它们却共有一种“纪实”观念:那就是对过于明显建立在观念上的主观真实的否定,希望去除人的主观介入;对原生态生活本身的强调和重视,力求忠实表现原生生活本来的状态和流程;并在技术上充分利用摄影机(摄像机)记录客观现实的能力和一些具体的纪实手法试图达到一种对原态生活的“纯记录”;实现对“真实”的承诺。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这种纪实倾向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在宣称其具有一种不可能获得的特质,以期获得一种普遍的叙述合法性,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后现代文化的怀疑倾向。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瓦解“真实”和普遍合法性的迷雾,不但在影视具体的制作手法上,而且在“真实”和“纪实”观念认识上获得了解放,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的认知领域。

《摩尔·弗兰德斯》与早期犯罪叙述合法性问题

18世纪初期是英国犯罪小说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特定的时代氛围促成了它的发生和成长,但犯罪叙述的合法性问题却是困扰小说家的难题。笛福为《摩尔·弗兰德斯》找到的合法性理由是"真实""有用""有益",但实际上这3个理由都不过是托词,不能提供足够的叙述合法性,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必要性。在犯罪小说发展初期,以多种办法招揽读者非常重要。或许读者最初会抱着实用目的阅读小说,但很快就会被故事本身所吸引。只有当犯罪小说和阅读市场都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它才不再需要借助"真实""有用""有益"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寻找辩护。

共和国大历史与两个时代两种叙述 从电影《建国大业》看新中国历史合法性叙述的变迁及其象征意义

《建国大业》和《开国大典》就表现历史或内容而言大致相当,但因出自不同年代,其在叙述新中国大历史的合法性方面显然有别。与《开国大典》侧重对历史兴亡成败的反省不同,《建国大业》更侧重于对如何"建国"的叙述;而在历经60周年的曲折发展之后,全球经济衰退的今天,中国再一次崛起,因此,所谓"建国大业"其实也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层面重新建构中国作为大国的文化象征,历史中——即建国前夕——各种力量的大会师,已然预示着现实中各路明星的大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