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对企业MD&A叙述性信息披露策略的影响

研发和创新具有投入高、周期长和不确定性高的特征,这使得高创新企业面临较低的透明度和较高的专有成本。一方面为了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防止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价值低估,企业有动机提供更多信息;另一方面创新所伴有的专有成本,又使得企业存在专有信息被现有和潜在竞争对手获取的顾虑,从而选择提供模糊信息的披露策略。本文利用200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企业创新对MD&A叙述性信息披露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创新的增加,企业叙述性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上升(文本相似度显著下降),但是披露的信息质量下降(文本可读性显著降低)。该结果说明管理层既希望向投资者传递更多信息,又担心来自竞争对手的威胁,即管理层会选择释放更多的叙述性信息并模糊表达。上述结果存在于行业竞争更激烈、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和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本文结论对知识产权信息披露与管理层披露策略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重述神话的叙述关系论析

理解神话的实践形式,需将重述纳入视域。“重述”的行为要义显现于重复性、共享性、返归性的交融中。三类叙述关系中,重复性叙述是神话的日常律动形式,作为复杂性重复,重述包含了“异”和“跨”的意义融合,揭示着以“故事间”和“讲故事间”连接而呈现的叙事生命体。重述的共享之义深刻连接于故事规则、叙事情感的共建和互构,其间可见主体间叙述意志的呼应。作为具循环之态和生生之性的实践形式,重述返归于叙述主体自身的叙述性和神圣感,生成或转化着神话现象诸面向的丰富图景。作为对人的神话性存在的亲历和领悟,重述是呈现着个体、群体话语能力和自由的表述实践。

《祝福》“叙述的辩证法”思辨三题

“叙述的辩证法”指向《祝福》小说文本叙述中所体现出的深刻的内在矛盾纠葛形态,以及于对立统一中揭示微妙交替转化的演进过程等特点,由此营造独具一格的叙述张力,形成文本的多重复杂意蕴。其主要体现在“祥林嫂的故事”叙述中“我”的介入、“我”的心理独白式叙述及多重声音、叙事结构的形式意蕴建构等方面。

论虚构叙事中的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与无叙述者

在叙事理论研究中,虚构叙事中的叙述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探讨叙事文本的讲述及其内在交流中,它都起着核心作用。伴随叙述者这一中心概念,产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附属概念。本文集中探讨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与无叙述者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厘清这三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指出其功用,说明其存在的某些含混与矛盾之处,有助于理解叙事文本的构成及叙事的内在机制。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和无叙述者所表现的叙述情境,呈现的或者是一种局部的、部分的叙述者暂时隐蔽的状态;或者其概念本身便具有矛盾性,难于成立;或者是以一种叙述声音代替另一种叙述声音。从整体上说,叙述者作为叙述主体,是叙事文本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叙述者、叙述、文本之间的关系缺一不可。

被囚禁在文本内的叙述动力——以理查逊的理论与其编选的文集为中心

叙述动力(学)是叙述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以布赖恩·理查逊编选的《叙述动力(学)》等为例,主要论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说明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即纯粹从叙述结构内部的运动中构建起来的叙述动力(学)虽然也自成一体,但毕竟它还是偏狭的,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和揭示出叙述规律;二是在梳理和总结以理查逊为代表的这类叙述动力(学)不足的同时,提出叙述动力(学)研究应该打破这种完全以文本为依据的形式主义结构,把叙述动力(学)与文本外的一些要素,如作者的创作灵感、创作动机对文本框架构思的影响,读者的阅读、审视、感悟等一系列与认知相关的活动等,纳入相关的研究框架中。总之,叙述动力(学)并非一种封闭性的文本内循环运动的结果,而是三大系统——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相互联系和互为作用的结果。

论戏剧文本中叙述者的分类——兼论布赖恩·理查逊戏剧叙述者分类的不足

叙述者的存在是研究戏剧文本叙事的起点。布赖恩·理查逊将戏剧中的叙述者分为框架叙述者、内在叙述者/独白叙述者、独角戏叙述者、生成叙述者、隐含作者和历史作者等多类。然而,他对叙述者的分类存在割裂文本与舞台演出、虚拟世界界限不清和标准过于单一的问题。戏剧文本中叙述者的分类应该着眼于戏剧文本的实际,充分吸收小说叙述者的理论成果,从服务于戏剧创作实践出发,进行多角度的划分。可以首先根据交际系统的不同区分、不同层级、不同层次将叙述者分为如外交际系统的叙述者、中间交际系统的叙述者和内交际系统的叙述者等,其次根据叙述者是否具有人格而分为人格化的叙述者、叙述声音或叙事化手段,再根据叙述者对故事的掌握程度分为整体/局部,可靠/不可靠、进程中/追叙型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对故事的态度分为同故事/异故事、故事内/故事外等不同类型。尤其要注意同故事与异故事的叙述者、故事内与故事外的叙述者、进程中与追叙型的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叙述者在戏剧创作实践中的作用。

论叙述者的功能与形态:“框架”与“人格化”

叙述的生成和传达是叙述者独有的底线功能。在叙述生成时,各要素的选择与组合依据的是已有的文化程式、规定和媒介属性。这些程式、规定和媒介构成叙述文本的框架,叙述者也随之形成。此阶段的叙述者为“框架叙述者”。在传达叙述时,传达意向使叙述者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人格化,人格化因此也作为叙述者在叙述文本中显身的方式,此阶段的叙述者为“人格化叙述者”。“框架—人格”叙述者观全面把握了叙述者的功能和形态。受述者作为叙述者传达的对象而存在。依据叙述者人格化程度可以得出叙述者向受述者传达叙述的两种基本方式。

造园筑心:清代小说“造园”叙述的时代新变及文化隐喻

古代文学中的“造园”叙述随着造园技艺的迭代发展不断演进,至于清代,随着古典造园艺术之臻于极致,清代小说中的“造园”叙述亦空前丰富,“士人之隐逸”与“富贵之豫乐”成为此消彼长、影响深远的二重“造园”叙述模式。除了对于传统之承继,清代小说“造园”叙述表现更为明显的是应和着时代趋势的多重新变,具体表现于造园之结构、器物和境界三端,首先是从“随势赋形”到“规整布局”的结构之变,其次是从“习尚江南”到“推崇西艺”的器物之变,最后是从“悦己之境”到“济世之界”的境界之变。清代小说“造园”叙述的“三变”意味着从传统向近代的重大转型,具有重要的表征和隐喻意义。

“文学陕军”作品译介中的地方经验与国族叙述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和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翻译和接受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陕西作为西部乃至全国的文学重镇,在当代文学史小说创作谱系中呈现着多元化的创作风格,其地方经验与国族叙述构建着中国形象与民族认同。以“文学陕军”作品外译中的地方经验与国族叙述为中心,包括景观、民俗文化、饮食、集体记忆等,有助于探寻其译介的接受障碍与发展路径。

翻译批评中的战争叙述(1949—1966):文本特征与文化阐释

翻译批评是批评主体对翻译或翻译活动的描写、分析、评估和研究活动。“十七年”(1949—1966)特定的时代语境孕育并形塑了翻译批评话语的特征,而战争叙述是其鲜明的特征之一。在翻译批评中,战争术语的显性运用和战争思维的隐性表达是战争叙述的两大表征。历史战争文化记忆、主流批评的话语实践与权威垂范、“红色经典”的译介及创作与现实战争的记忆唤醒是翻译批评中战争叙述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梳理和总结此一时期翻译批评中的战争叙述,追溯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因,有助于我们理解并阐释翻译批评的社会功用及其与时代语境的互动粘连。

论近年来小说改编戏剧中的叙述元素

近年来的中国戏剧舞台上,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作品频繁亮相,已经成为一种热点;而在改编中,叙述元素的凸显成为鲜明的特征,不仅进入了结构样式,甚至选择了改编的尺度,创造和决定了改编的空间。在西方戏剧中,动作说和叙述法是一组相互对立的概念,直至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体系的建立,被排斥的“叙述”获得了新的美学阐释和价值。本文以舞台剧《繁花》第二季、话剧《骆驼祥子》和话剧《大师和玛格丽特》为例,分析其中的叙述元素,同时指出改编中对叙述元素的运用,在丰富了剧场语汇的同时,亦存在叙述过度的风险。

当代中国小说残疾书写的叙述伦理研究

在当代中国小说中,以残疾人的故事伦理为叙述中心的残疾书写具有独特的叙述伦理内涵。其中尤以史铁生、毕飞宇、阎连科以及莫言等人的残疾书写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在他们叙述残疾故事的文本中,叙述伦理所呈现的主要特征体现在有意强化的重复性叙述、多重性格的残疾人物、以伦理取舍为标准的材料选用以及多元化的叙述语言等几个方面。

叙述学视野下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形态及语言研究

中国现代散文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依托现代话语而创作的文学散文,它相对于中国古代散文而言具有凸显的现代性特征,其创作需要建立在合理叙事的基础上。现代散文叙述有多样化的特色和风格,其中谋篇布局、组合方式体现了叙述形态,而话语特色、叙事语体则表现了叙述语言的运用特点。阐述中国现代散文的概念内涵,分析多元化的叙述形态及丰富的叙述语言,从而为中国现代散文叙述问题的研究提供学术借鉴价值。

“证道”与“游戏”之间:清代文人“西游戏”的叙述策略与品格

在“西游”故事演化、传播及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与经典化的过程中,“证道”与“游戏”之间的冲突与拉扯是影响各种文本叙述策略的最主要“受力关系”。受三种“前文本”类型的综合影响,清代文人“西游戏”在权衡二者关系时,存在以“证道”为其外部叙述构架,以“游戏”为其内部叙述结构的倾向。“证道”主旨并未渗透至文本肌理层面,它经常落实为篇末绾结或首尾照应的场面,在框定叙述的同时,也为文本提供一种外在的、显豁的、可以直接辨识的意义。叙述的主体则仍以“游戏”为旨趣,无论重新组织“神魔”故事内部各事件的“时间-因果”关系,还是“编织”进新的事件,皆为其服务。这使得戏曲较小说表现出更强的“游戏”品格。

空间生产与不可靠叙述——论《河边的错误》的跨媒介改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到电影的跨媒介转换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譬如《红高粱》 《活着》 《霸王别姬》等改编电影,不仅在影史中取得斐然成绩,更让文学经典借由电影艺术获得二次创作、二次传播与二次接受,在扩大文学影响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值得关注的“文学的跨媒介转换”现象。

士大夫的异域妙想记--论张德彝《航海述奇》中的不可靠叙述

作为近代第一批由清政府派遣赴西方游历、接触西方文化的士大夫代表,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对西方的文化礼制、政治制度、工业技术等进行了全面的记述,这使得同治初年对遥远国度不甚了了的中国人大开眼界。然而,受到思想认知、知识体系、社会历史情境等因素的影响,作为“隐含作者”的张德彝在事实/事件轴、知识/感知轴及不定式视角三个层面出现了错误或不充分的报道、判断与解读,从而构成了不可靠叙述。结合不可靠叙述理论考察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以张德彝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群体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反思。

文学叙述的力量--林那北小说集《燕式平衡》探论

林那北在小说集《燕式平衡》中,将自己多年来对生活、对身边的人和事的透彻观察用文字表达出来,跃然纸上,清晰地呈现出了细节的力量、悬念的力量和重复的力量。细节描写是支撑点,是打动人的关键;悬念的巧妙设置,吸引了大量的读者;重复叙述的力量是巨大的,持续警醒着读者。林那北将这些叙述技巧运用得出神入化,展现出了小说“叙述的力量”,让人得以管窥“文学的力量”。

网络文学作品对大学生出游意愿的影响--基于情节叙述、人物形象、作品类型的分析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并应用SPSS软件和AMOS Graphics软件进行整体分析,研究网络文学作品中情节叙述、人物形象、作品类型3个因素对大学生出游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情节叙述对大学生出游意愿影响最大,精彩情节会对心理距离产生正面影响,提升出游意愿;人物形象正向、饱满时会对心理距离产生正面影响,提升出游意愿;作品类型对出游意愿的影响与受众读者相关,当读者表现出对某作品类型感兴趣时,出游意愿会提升。提出借助网络文学作品塑造旅游地的形象,挖掘作品中的旅游资源,同时注重网络文学作品的社会责任。

论科幻小说元叙述及其后现代意义建构

元叙述是后现代文学的重要书写策略,能够揭示叙述的自我意识,呈现文本虚构性与经验真实再现之间的认知张力。然而,元叙述在现代科幻小说中的特性与特征却鲜有研究与总结。本文探讨20世纪60年代科幻小说创作与批评实践在元叙述模式中的幽微互动,通过参与文体规则的符码游戏,以形成鲜明的“批评性”与“交流性”特征,并在作品中展现“露迹式”与“多叙述合一式”元叙述的具体建构。本文认为,在元叙述为读者提供未来世的文本空间并渗透作者私人意志的同时,现实经验与传统惯习中割裂与间隔的碎片、拼贴、反传统等后现代表达所面临的阻碍,通过元叙述的表达模式,也能于科幻这一逐渐流行的现代文学体裁中得以消解。

升格与复归:符号三联体在演示叙述中的表意路径

身体与日常物(实在物、虚拟物)是形成演示叙述的主要媒介,在进入演示框架之后,二者的意义会发生改变,呈现出符号三联体的滑动态势:进入演示框架的日常物,会跃出其原本携带的使用功能,或回到澄明的物质本源,呈现出日常物向实用符号、艺术符号滑动的升格趋势;进入演示框架中的身体,会转化为某种器-物或姿态物,体现出身体向物性的复归。符号三联体的横向滑动影响着身体和日常物的升格与复归,共同构成演示叙述的两条纵向表意路径,更清晰地勾勒出演示叙述的三类演示性质:以人为主导的演示形态(包含物被拟人化的情况),融合人、物的演示形态(包含表演者成为器-物、人+装置等情况),以物为主导的演示形态(包含纯物表演、身体被数字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