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叙述符号学的叙事文本的文化意义分析

当下的文学批评倾向于将叙事文本的自律意义分析深入到文本赖以生产的文化语境中来进行。A.J.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为叙事文本文化意义分析提供了理论导引和分析范式,其符号矩阵在文本意义动态分析的各个层次都发挥了算子的作用。基于叙述符号学,文章将着重阐释叙事文本文化意义的分析方法。

作为叙述符号存在的人和物——论汤显祖戏剧中人和物的叙事作用

“临川四梦”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相比较唐代相关小说《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离魂记》,汤显祖在对这些小说改编时特别注重一些人和物在戏剧中的叙事作用。在剧本中,他(它)们已突破了传统戏剧研究所划定的角色范围,承担着明显的叙事任务。汤显祖在对他(它)们的形象塑造给予关注的同时,更有意于这些人和物在戏曲中的结构能力,由此可以窥见汤显祖戏剧叙事艺术之一斑。

论时间的音乐符号化与音乐时间性符号的三元表意——梅西安《时间终结四重奏》的符号叙述学研究

音乐时间性符号是音乐时间观念的符号化过程,也是以音乐符号的表意与释意方式进入文化交流中的时间观念。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表意符号学理论将符号置于与其对象、解释项的三元关系中,体现跨越文本内外的表意形态。梅西安的室内乐作品《时间终结四重奏》作为音乐时间性符号生发的典型案例,其“永恒”“大地时间终结”“大地苦难时间”和“世俗时间”四类音乐时间性符号群分别处于各自符号—对象—解释项的三元关系中,完成对梅西安思想与意义的艺术表达。

时间性符号的叙事功能:探索一种符号叙述学的可能性

无论是叙述符号学还是符号叙述学,都必须处理历史与结构的关系,其中“时间”是绕不开的问题。是否有“时间性符号”?时间如何被符号化?时间性符号何以具有叙事功能?本文从分析《阿Q正传》中阿Q从哪时“向死路上走”开始,进而探索一种摆脱“弃历史而要结构”的宿命的符号叙述学的可能性。

梦:一个符号叙述学研究

梦因为过于缺乏形式规律,种类过多,很少是叙述学研究的对象。梦具有独特的文本性和叙述性,因此是一种叙述文本。它按叙述文本的规律,对梦材料进行选择和组合。但是梦者只是梦的受述者,梦的叙述者是大脑的另一部分,虽然对叙述的机制我们至今不甚了解,但是梦与虚构和幻想有极多的符号学与叙述学的相通之处。梦是人类在进化中继承下来的生理-心理功能,对人类保持幻想能力,增进叙述本领大有助益。

叙述分层的符号学考察

叙述分层是小说叙述学经常讨论的课题,但是问题的真正解决,却需要进入符号叙述学。一旦叙述文本的载体,从记录性媒介文字,转换成演示性媒介,即戏剧、电影、游戏,此时哪怕故事依旧,叙述分层的机制也会发生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卷入的时间状态转换成"现时性",即叙述与被叙述同时发生。如果分层之间的间隔被冲破,发生了跨层,演出性叙述由于其现时性,会比较自然,而文字叙述反而会出现无法解释的悖论。

演述与讲述:符号叙述的两种基本类型

符号叙述学,是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一切符号叙述的学科。"特有媒介符号"叙述学与"非特有媒介符号"叙述学,合起来构成叙述学全域,叙述学也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原有的"叙述",指特有媒介符号叙述。而"符号叙述"则是将所有的人类叙述含括进来,是特有媒介符号叙述和非特有媒介符号叙述的集合。所谓符号媒介,指的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符号媒介将世界三分为非媒介化世界、非特有媒介化世界与特有媒介化世界,由此得出符号叙述的两种基本类型:演述和讲述。运用"特有媒介符号"叙述的,是讲述,对应"过去"时向,就是运用特有媒介符号进行叙述的一种符号叙述类型。运用"非特有媒介符号"叙述的,是演述,对应"现在"时向,是演示类叙述的简称,它是以身体作为媒介的符号叙述。三个世界有重叠、有交叉。演述作为基本的符号叙述类型,研究的是第一次媒介化、符号化的叙述。讲述考察的则是再度媒介化、二次媒介化的叙述。因此,相对于讲述,演述更为"基本",演述为讲述奠基。创构系统的演述理论,将敞开符号叙述学新的领域。

新闻不可能是“不可靠叙述”:一个符号修辞分析

不可靠叙述,是叙述学最关键的问题,有关问题却辩论了60年没有辨清。其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事实性"叙述(历史、新闻、广告、预言等)能不能不可靠?叙述不可靠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意义与道德上的距离,而不是叙述与"客观事实"的距离。隐含作者是作者人格的替代,而事实性叙述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人格合一。因此,事实性叙述只可能不真实,或不可信,却不可能"不可靠"。这是符号修辞学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分层与聚合:符号叙述学透视下的“两微一端”融合策略

在新旧媒体衔接与革新的十字路口,对于"两微一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包含的多平台间融合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探索。符号叙述学视角下的"两微一端"不仅在内容层面通过分层叙述和全文本实现了平台间内容统筹与表达共享,还通过"条块结合"的部门设置和沟通高效的组织架构实现了底本的宽幅聚合,为内容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叙述文本类型配比、文本读者主动性激发以及底本聚合轴扩幅等方面,"两微一端"的融合仍有进步空间。

论广告符号文本的叙述转向

符号文本情节化已是当代广告的最重要形态,而情节化是广告叙述转向的结果。然而,此普遍现象虽然出现已久,却长期为广告符号学忽视,也未见有系统深入的讨论。廓清这一当代广告符号文本的基本特征,是正确解读广告的前提,也能有效促进广告创作,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漫谈法国叙述符号学

漫谈法国叙述符号学黄晓敏一种与传统批评截然不同的方法已在当前法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并正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种新方法虽然不能取代以往的一切批评，却毫无疑问地代表着新时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倾向。这就是被统称为“叙述学”的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叙述学又通常被称...

鲁迅小说符号叙述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鲁迅小说自发表以来,关于其形式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不过研究的真正突破则要等到西方形式文论尤其是叙述学的引入之后。西方形式文论尤其是叙述学是打开鲁迅小说形式研究的真正钥匙。尽管如此,鲁迅小说形式研究依然有许多未尽之处,如忽略了小说的隐含作者,人物和情节也未从形式上进行研究。而符号叙述学为这些未尽之处的解决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方法,其将重点放在鲁迅小说的隐含作者上,并由隐含作者延及叙述者、人物、情节、时空和修辞等几个方面。

论格非《望春风》的符号叙述与主旨内涵

《望春风》在叙述上既采用先锋小说的叙述手法,又融入了传统小说的叙述风格,呈现出先锋与传统相融合的叙述风格。在人物塑造上,格非延续了他一直以来坚持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但是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赋予到普通农民的身上,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人物的断裂之感。在小说的主旨内涵上,《望春风》是格非对乌托邦叙述的进一步探索与回答。

叙述、意义与解释——鲁迅小说符号叙述学研究的三个关键词

鲁迅小说形式研究虽已有了很大突破,不过仍有待进一步推进。符号叙述学从新的角度入手,推进了鲁迅小说形式研究。符号叙述学建立在现代形式论基础上,在符号学框架下,其将鲁迅小说从创作到接受看成一个符号过程,并以已有的解释为依据,以小说文本为中心,依照语言和文化习俗的规定,把鲁迅小说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而探究其隐含作者、叙述者、复调以及修辞等未尽的特征。

从零碎探讨到符号叙述学分析——鲁迅小说形式研究的现状分析及展望

百年以来,鲁迅小说形式研究历经了探究写作技巧时的零碎探讨时期、马克思主义形式理论探究时期和西方现代形式文论研究时期。西方现代形式文论研究时期,全新的叙述学研究方法极大地推进了鲁迅小说形式研究。这些突破在鲁迅小说的叙述者、情节模式、复调和修辞等研究上都有明显体现。鲁迅小说形式研究仍有不足,符号叙述学能推进鲁迅小说隐含作者、修辞和叙述者等方面的研究。

历史的尽头在叙述——《盲春秋》符号叙述学分析

《盲春秋》在完成之后,便独立自足,不再受作家掌控。作家何大草通过融入小说的特殊人格——隐含作者表达自己的意图。隐含作者无法直接在《盲春秋》中出面,而是通过叙述者、人物等具有虚拟主体性的人格体现出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历史无法还原已经过去的事实,其只能是对历史材料的言说,历史材料总是纷杂且具有无限言说可能性的,每一次对历史材料的叙述都会构建与众不同的历史,因此历史存在于叙述之中。

符号叙述学视野与人类社会演进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这个大局面叙述文本,不同的视域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划分,也因此有了不同的社会理解与社会解释。站在我们置身其中的信息社会,以媒介的世界观和符号叙述学的视野,回望人类走过的全部社会历程,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经历了口语-身体媒介、文字-书写媒介和数字-网络媒介这三个时期,相应的也经历了演示类、记录类和拟演示类叙述文本的三体演进,呈现为演示类和记录类两种基本社会形态。演示类和记录类这两种基本社会形态,在意义建构方式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演示类社会更偏重于用情节组织经验,记录类社会则更偏重于用范畴组织经验。信息社会属于拟演示类社会形态,虽然也侧重于用情节组织经验,但由于消费欲望的驱动、人工智能的驱使以及多媒介的联动与融合,不仅情节本身被演示化,同时这种演示还更多地呈现出碎片化、拼贴式等特征。

符号叙述学视角下虚假广告的法律认定

随着人们对物的消费由"功能"到"意义"的消费价值观转变,广告从着重讲述商品功效转换为创设商品的符号意义,这一变化为认定虚假广告制造了新的障碍。从符号叙述学视角来看,此种人为创造的意义指向实际上已脱离了真假的界线,不再为《广告法》中"虚假广告"的范畴所涵盖。因此,《广告法》宜对"功效型广告"和"意义型广告"进行区分,对前者应着重审查商品功能是否与广告宣称相一致,对后者应重点关注广告背后隐含的价值理念。

以影言教:纪录片的符号叙述学教育表征

电影叙述学因其独特的符号复合性,而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符号叙述学表征样式之一。其中,纪录片作为兼具纪实性和艺术性的特殊电影文本分支,也正在教育领域彰显出愈加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方面,纪录片的符号复合性使其文本内容更易兼容不同教育水平的观众,从而显示出极强的教育普及作用。另一方面,纪录片相比戏剧性电影更具非虚构的纪实属性,也展示出了极为重要的教育文献实践作用。但创作团队价值观取向对纪录片客观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也须学术界和教育界加以警醒。

重奏曲演示叙述及其“人格—框架叙述者”探微

音乐在符号叙述学中属于演示叙述体裁,即被听者解释出“现在时间与意义向度”的“表演型叙述文本”。重奏曲演示叙述的四重主体在叙述内外交流中构建起“框架叙述者”,具有“发送—接收”的指令功能导向,显示出叙述者的普遍形态;重奏曲体裁中的“会话”原则参与塑造乐谱文本中丰富多变的“器乐人格”,显示出叙述者的特殊形态。不同作品的叙述者可在“人格—框架二象”中发生平衡位移,呈现出迥异的形态。本文以贝多芬《f小调第11号弦乐四重奏》(“严肃”,op.95,1810)和梅西安《时间终结四重奏》(1940—1941)的演示片段为例,从“文本构筑”“接受构筑”和“体裁构筑”三方面对其“人格—框架叙述者”的平衡位移状态作出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