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魅力——张爱玲与张恨水言情小说叙述者形象之比较

张爱玲与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者形象,主要表现在:一是话语模式不同,二是叙述节奏有异,三是文本内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有别。

《驿站长》:叙述者形象及其非叙事性话语

普希金的作品《别尔金小说集》创作于1830年的“波尔金之秋”.这部全称为《故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包括5篇小说:《射击》(10月14日),《暴风雪》(10月20日),《棺材店老板》(9月9日),《驿站长》(9月14日)和《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9月20日).作为俄罗斯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作品之一,《别尔金小说集》为我们展示了19世纪20年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出一系列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贵族、外省地主、军官、小官吏、城市小手工业者等等,表现出小说主人公丰富、复杂的个体心态以及19世纪20年代群体的社会心理.其中,《驿站长》成功地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小人物”形象,由此揭开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底层形象系列的帷幕;表达了作家深刻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思想.所以说,《驿站长》就其文学史意义而言,在《别尔金小说集》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

实验遮蔽下的自恋——论先锋小说中的自觉的叙述者形象

先锋小说中的自觉的叙述者在小说实验的遮蔽下表现出了与以往小说大相径庭的风格,他对自身精英身份的确认使之深深的迷恋上了他自己。因此,在先锋小说中的自觉的叙述者,表现了了强烈的自恋意识。

现代犬儒主义者的迷惘与希望——论石一枫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的叙述者形象

叙述者形象,是石一枫小说创作可辨识的特征之一。借助叙述者视角,石一枫对现代犬儒主义者的生存境遇,作了原生态的还原和真实的敞开。透过对相关形象的分析及意向营构的解析,引导读者思考这类人物的命运和出路,体现作家对当下社会一些现象和问题的深切关怀,以及对一些人精神空虚的洞悉与重建。

从叙述者看《伊坦·弗洛美》的叙述艺术

本文从叙述者的角度入手 ,通过剖析《伊坦·弗洛美》双重叙事框架下三位叙述者的形象与功能 ,指出他们不仅帮助搭建了叙事框架 ,而且推动了叙述进程 ,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作者形象研究——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叙述结构为例

作者形象理论属于文学修辞学的范畴。作者形象可分化为作者本人、叙述人及作品中即故事中的人物视角结构,而在作者形象与叙述者形象之间还有一类形象,即抒情人物形象。作者形象作为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决定和操纵着整部作品的结构和艺术风格,以及读者对作品和作家的理解。

浅析文言小说叙事艺术的演进——以梦小说为中心

文言小说从六朝至唐代其叙述者多是全知的作者叙述者,叙事结构也以一重叙事为典型。从唐传奇到《聊斋志异》逐渐打破了这种格局,艺术形式上出现了限知的形象叙述者来承担叙述,并由此而引起了小说叙事结构从一重到多重再到重重相含的提升,这是文言小说叙事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栖居的意义——读刘绍良的散文

19世纪初叶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有一首诗叫《轻柔的湛蓝》：“如果生活是全然的劳累，那么人将仰望而问，我们仍然愿意存在吗？是的，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上。”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这首诗加以提炼成一个存在主义命题，在道德贫乏、诗意缺乏、人被异化的时代环境中，对人性进行深层的赞美与思索，“诗意地栖居”来反抗现代性技术的威胁，来找到诗意的存在与实现自我的存在．在诗意中实现自我而回归到人类的本真。散文作家刘绍良在散文中建构了一个田野山地上的诗意栖居的主题叙述者形象．将世间的烦恼、痛苦、损伤转化为诗意的一种体悟．在这种体悟的写作中，不管是苦难、贫穷、辛劳还是幸运、富裕、清闲，生活都充满神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