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对日交涉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叛国投敌。高宗武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勾结，最后叛国投敌的始作俑者。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积极主张与日本“议和”，直到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汉奸首要。高宗武受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暗中策反，以及迫于日本的怀疑和暗害，最后悬岩勒马，离汪投蒋。此段史实，一般学人知之甚少，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此作了披露与论述。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原因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具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内外因素。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是其叛国投敌的阶级根源；英美的劝降、日本的诱降是其投敌的外来因素；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情绪和政治权力欲的恶性发展，是其叛国投敌的内在因素。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

1938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副总载、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逃离重庆,转道河内,后公开投降日本。这一事件引起的一联串后果,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55年过去了,投敌的汪精卫集团被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就这一事件本身,引起的各种说法至今不休。《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上发表了刘华明先生《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一文,读后颇有启发。本文提出与刘文所持不同的观点,从高宗武秘密访日、汪精卫出逃、河内刺汪、高陶拆伙等重要过程,重新分析,以证明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精卫“跳火坑”的骗局。

试析陈璧君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影响

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极多 。

论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

【正】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挽救民族的危亡,不惜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地抗击日本强盗,谱写了一曲曲崇高的爱国主义壮歌。但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政会主席、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的汪精卫,却纠集一伙民族败类,不惜卖国求荣。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综述

对史学界关于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决定性因素的七种争议进行综述 。

“叛国投敌”的爱国者——马思聪逝世十年祭

暮年的周恩来,回首往事时,曾深沉地说:“我平生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闪耀金黄色光亮的琴马思聪自幼喜爱音乐。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国民党营垒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亲日卖国分子,公然叛国投敌,由重庆逃往河内,转赴日寇占领的上海。

白彦虎“叛国投敌”说辨

在清代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的研究中,我们无法回避一位历史人物,——就是同这次起义相始终的陕西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作为回族历史人物,对于他的评价,至今仍有争议。近年来随着左宗棠之被推崇备至而戴以爱国主义、民族英雄桂冠抬到吓人地步的同时,白彦虎则被扣以叛徒、卖国贼的罪名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贬斥。奇怪的是,前者为屠杀千千万万农民起义者而顶戴加身的末代封建王朝的“中兴名臣”,后者为反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而坚持斗争16年最后被迫流亡国外的农民起义领袖,对其评价竟如此不公,令人费解。

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的原因初探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及其追随者脱离重庆,潜赴河内,与日酋近卫相呼应,发表投敌卖国声明,公开叛国投敌,尔后,成立卖国政府,疯狂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鹰犬,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出版发行

由张庆军等撰写的《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一书最近已由中国档案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从新的视野、新的角度对汪精卫叛国投敌案作了重新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汪精卫的叛国行动不仅基于他对抗战缺乏信心,对中国共产党仇视,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而且其中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蒋介石正是利用汪精卫的上述心理和动机,设置陷阱,将其诱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以达到彻底摧毁政敌的目的。

汪精卫卖国投敌原因探索

汪精卫是个大汉奸,大卖国贼这已盖棺定论了。他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竟然在抗战初期叛国出逃充当汉奸,并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做了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了头号汉奸和卖国贼。对于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史学界已有不少的分析和论述。

古今中外“不看齐”的警示

看齐可以提高执行力,尤其面对重大危机和挑战时,能够提高自上而下的号召力和动员力,提高整个组织运行的效率。反之,＂不看齐＂则会导致政令军令不畅,对组织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以国民党为例,1928年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时只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当时的军队有东北军、晋绥军、鲁军、西北军、越军、贵军、黔军、川军等地方派系。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在抗战前期,实际上只统治了长江中下游的一小块区域。

周作人附逆心理探究

周作人叛国投敌历经了复杂、微妙而又艰难的心理过程。周氏在考察中日关系时,虽然认为“中国必败”,但又不甘心腆颜事敌,故抗日战争初期,极力鼓吹“文化决定论”和“隐”、“忍”哲学。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周作人因为不能忘情于舒适甚至奢侈的物质生活,怕死,最终还是堕落为汉奸文人。这种结局与周氏的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密不可分。

苏州,引领江南风骚500年

两千多年以来,江南八府一州的代表和核心地有变化。江南,古为蛮荒之地,至南朝,"江南"的地理文化概念悄然而起。南朝梁代丘迟《与陈伯之书》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是劝降对方投降梁朝,这通书信义正词严地斥责对方叛国投敌,晓之以理,同时丘迟这位吴兴(今浙江湖州)文士以江南风情动之以情。

张季鸾与《大公报》

1926年9月,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组成的“三驾马车”,以5万元资金为本钱,盘购了旧《大公报》馆,新记公司大公报就此续刊.以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组成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里,张季鸾主持笔政,是《大公报》实际上的台柱子和挂帅人物.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爱国精神述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沈阳;东北当局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到三个月,三省失陷,三千万同胞呻吟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在这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时刻,东北民众本着“匹夫有责”之义,崛起抗战。

湖南回族人民抗日救亡斗争述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爱国义愤,各族人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全民族实行抗战”的伟大号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推动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越南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记略

概述 越南华侨自1937年7月到1940年4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它不分党派、帮别、职业、性别和老幼的团结、动员,成为一场真正的全体侨胞运动,发挥了全体侨胞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为越南华侨历史写上了光辉的一页。这个运动体现了共产党人(中共和越共的华侨党员)、进步爱国人士以及国民党人的团结合作,共同对敌。在这期间,越南南圻华侨(占全越南华侨总数的80％以上)文化界、工商界工人、青年、学生、妇女甚至少年儿童都组成了各种救亡组织。1938年初他们联合成立了统一的最高组织——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简称“救总”),作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在”救总”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在南圻“救总”等几十个救亡组织和中圻顺化华侨救济会、北圻海防、河内华侨缩食会等组织领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