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广西没有叛将与伪军考辨

全面抗战期间,广西不仅出兵外省参战,同时也在本省两次被日军进犯时奋起抵抗。期间,无论是在广西还是远离家乡的外省,广西都没有士兵成建制地哗变去充当伪军,没有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投敌做汉奸。广西各界在抗战中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谱写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篇章。

施琅“复台”和“保台”的历史功绩——兼驳施琅是海盗、叛将、汉奸论

1661年,郑成功进军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其子郑经继位,自立为“国”,多次拒绝清廷招抚。郑经死后,子郑克继承其父衣钵,坚持与清廷分庭抗礼。1683年,施琅奉旨收复台湾,使台湾又回到祖国怀抱,纳入大清版图,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台湾的“弃”、“留”问题上,又是施琅上疏力谏,使台湾永远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说施琅是“海盗”、“叛将”、“汉奸”,都是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施琅是一位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的爱国将领。

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叛走”简賸义

走马楼吴简中叛走者主要包括限佃客、吏及其家属,以及普通民户。政府对叛走者的赀产要予以籍没充公,而被捕获者,要充当依附于国家的屯田民,称为叛士或叛吏。叛士限米的缴纳分为两途。叛士简表明孙吴政权在征战背景下对人口控制的强化。

谁是司马氏的敌人:地方势力与淮南三叛

淮南三叛是魏末政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以往学者皆将其视为忠于曹氏的政治力量对司马氏专权的反抗,而没有注意到王淩、毌丘俭、诸葛诞三人无论是在出身、经历、文化上皆有显著的不同,三人高举反对司马氏大旗的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盘算与目标。曹魏中后期淮南地方势力的形成,与四征将军的体制及对抗吴国的军事需要有关,淮南问题的实质是曹魏政治中已形成的地方势力与司马氏嬗代前清除异质力量的需要之间的冲突,而淮南将帅本人的政治倾向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

反叛与戡乱:中唐河北之乱与平乱诸军述论

中唐以后,部分河北藩镇,或公然突破"封疆",或悍然世袭节帅,其"僭越之举",往往招致中央无情的讨伐。通过对其讨伐战况分析认为:一、戡乱河北最重要的军力来源是河北藩镇与中原藩镇;二、在戡乱河北的频度和规模上,河北藩镇均占有明显的优势,中原藩镇次之;三、戡乱河北的战效上,尤以"河北四镇"与"中原三镇"为著,两者几乎平分秋色,若结合他们出兵频度和规模进行综合考量,中原藩镇或许更胜一筹,河北藩镇未能取得与之相称的战争效果。

信任危机下的叛辽降金武将

在金灭辽之际,由于各种力量的利益冲撞及矛盾的交织,使辽一些将领重新权衡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取向,走上了背主降金之路。其投降后,参与了金的战略部署;在战场上,积极配合金军征战,成为金军灭辽及攻宋的关键性要素。然而,民族的归属感又使其怀有寄人篱下的心态。当金主对其产生信任危机时,其降金企盼荣华的政治情结开始动摇,部分降金武将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处境,使之又一次走上了背叛。他们的背叛行为从道义上讲,是难以让人理解和接受的,但也是降金武将又一次的无奈选择。

走马楼吴简“叛走”考释

从已公布的走马楼吴简来看,临湘吏民的"叛走"集中在嘉禾二年十月至嘉禾四年上半年。其原因是吕岱屯兵沤口与潘濬讨伐武陵蛮夷这两次军事行动所导致的临时性徭役过于繁重。临湘百姓"叛走"的方向是临湘周围的泠道等县。这些地区有较为偏僻的山区,为山越等蛮夷聚居之所,"叛走"吏民遂与蛮夷杂居。孙吴国家采取暴力讨伐与怀柔招诱的方式,迫使大部分山越等蛮夷与"叛走"吏民出山,成为编户,另有部分则被赶往更偏僻的地域。这个过程就是国家不断开发内地,强化对地方社会控制的过程。

程学启叛降始末——兼论太平天国后期叛降风潮之成因

程学启是太平天国的叛徒。程学启叛变太平天国革命后,先效命曾国藩的湘军进攻安庆,后又追随李鸿章的淮军攻陷苏州、嘉兴等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后期出现的叛降风潮主要是由于宗教信仰的崩塌,领导集团封建腐化以及"君臣相忌"引起的。

方镇格局与淮南三叛

曹魏后期,司马氏通过政变上台后,即加强了对长安和许昌的控制,从而避免了雍州与扬州联合起兵,也减轻了反叛者对首都洛阳的威胁。司马氏为控制方镇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任命家族成员出镇、以内制外、分割强藩等,也为两晋南北朝的统治者所沿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政治过程理论视角下的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

本文运用政治过程理论,从政治机会、组织能力、框架化过程等角度探讨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影响。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两个过程:2011年突尼斯政权更迭后,政治精英的分歧与骤然开放的政治环境为"定叛"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机会,致使本土原有的"定叛"主义资源得以重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等"定叛"主义组织先后建立,并通过宗教话语实现了小幅动员;2013年后,尽管突尼斯政治精英的分歧逐渐弥合,国家监管力度增强,但"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通过与"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两大国际"定叛"组织建立联动网络,增强了组织能力,通过革命话语的框架化方式引起激进"革命"青年的共鸣,实现了运动的扩张。

宋夏缘边叛服蕃部考

宋夏缘边分布着大量的党项、吐蕃族帐,宋人难以分清,常以蕃部统称。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宋夏从交恶之际便开始了对蕃部的争夺。这些蕃部在宋夏关系中的作用不同于凉州的吐蕃,也不能将其归于河湟政权,这一点可通过对缘边叛服蕃部的考证得以证明。

“地狱艺术家”——凯茜·埃克的“叛客”小说与“恐怖主义”创作策略

“叛客乐”(punk music)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反传统、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音乐运动,也是一个社会政治运动。如同“叛客乐”,埃克创作的“叛客小说”(punk fiction)以令人休克的“恐怖主义”叙事策略,对以男性世界为中心的传统文学、现代政治及文学批评话语等的嘲弄与颠覆,创造出一种“埃克式”的女性话语,表现了“对传统叙述手法和资产阶级规范标准最猛烈的后现代主义攻击”,以警示美国社会中那些被主导意识形态“洗了脑筋”的中产阶级和社会精英来重新认识美国社会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

“前附后叛”的王安石变法集团中的姻亲同僚

熙丰变法中,王安石自觉或不自觉地重用了很多他的姻亲。与反变法派姻亲同僚集团成员的"声气相通"不同,在变法遇到挫折的时候,王安石众多姻亲有的出现反复,有的甚至反戈一击,造成变法派的分裂,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变法派的分裂是从王安石姻亲集团的分裂开始的。

从叛世走向媚俗——卫慧创作简论

卫慧的小说创作 ,从最初刻意追求个性自由 ,在精神和艺术两方面颠覆和消解传统 ,到近期迎合世俗 ,放纵自我和欲望 ,满足当下社会大众文化“一次性”快餐需要 ,其间经历了由叛世向媚俗的转变蜕化过程。她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私人化写作特征 ,给当下文学带来了新景观。但任何文学创作 ,都不应离开艺术良知。

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

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西晋建立前,慕容鲜卑曾在其首领莫护跋的带领下,帮助司马懿讨伐公孙氏政权,慕容鲜卑自此在辽西建国。此后,从慕容涉归的由服到叛,再到慕容廆的由叛到服,慕容鲜卑对西晋可谓是叛服不常。慕容鲜卑也正是借助西晋之势,在西晋汉士族的帮助下完成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为第一个慕容燕政权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考尔菲尔德的叛逆性格

内容提要：《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是20世纪50年代时期美国青少年的代言人。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塑造了一位名叫霍尔顿·考尔菲尔德的男主人公。在那个时代，美国糜烂的物质生活早已摧毁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霍尔顿开始拒绝成长的来临，并干圣诞前夕揣着对成人世界完美的追寻只身踏上了纽约的路途。本文通过探究主人公叛逆个性的表现及其成因，批判了当时的美国社会，以此告诫青少年一代适者才能生存的法则。

后周恭帝时期南北局势与宋初淮南之叛探析

后周侍卫亲军将领李重进在周世宗去世不久便被移镇淮南,对于其后发生的淮南之叛,以往侧重对后周、宋初时期内部政治势力结构影响的研究,缺少其对南北局势关联性的探讨。通过对李重进移镇淮南后后周政权与南唐、契丹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北宋立国之初李重进叛乱过程的分析,发现后周恭帝时期李重进移镇淮南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唐被动防御局面的形成,同时事件的背后隐含着赵匡胤操控淮南局势、刻意压制李重进的事实,反映出赵匡胤在铲除后周旧有权臣势力、营建篡夺后周政权良好内部环境和巩固北宋新生政权过程中的深谋远虑。

张爱玲小说中的叛父、审父意识

张爱玲是有着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作家,她的小说以深刻而又平实的笔调揭示出:男权意识是女性内在精神匮乏的根源,张爱玲小说当中有着清醒的女性意识,但女性如何摆脱自己的命运,找到自身的价值,在其小说当中却没有得到解决。

定叛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

定叛意为判定或认定某人为不信道者或叛道者。《古兰经》为这一观念的起源、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概念和法理依据。至伊本·泰米叶生活的13世纪,各教法学派关于定叛的施为者、适用者、判断准则及司法后果的介说已基本定型。与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相关的极端定叛思潮,主要有三大思想渊源：以赛义德·库特卜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以艾布·穆罕默德·麦格迪西为代表的萨拉菲主义思想家和以艾布·穆萨卜·扎卡维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后两者源于对瓦哈比主义和伊本·泰米叶定叛思想中激进成分的选择性挪用,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法传统中与定叛相关的司法实践。

《叛狱风云》的角色分析

本文主要就关国电影《叛狱风云》中的人物进行角色分析,从影视角度解释路西法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