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逃者的挽歌——《憩园》赏析

本文通过对《憩园》中三个主要人物的分析,对照巴金的另一部代表作《家》,指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流露出来的批判视角之外的更为暧昧、复杂的私人情感,揭示巴金的更为丰富的另一层情感世界。

“阶级叛逃者”(transfuge de classe)或“渴求叛逃的人”——浅析让·热内戏剧《女仆》人物“阶级叛逃”的动机与方式

让·热内(Jean Genet)是二十世纪的法国中别具一格的作家。在当时会引发巨大争议的话题充斥于他的作品中。让·热内通过大胆而露骨的文字塑造了很多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其中有很多“阶级叛逃者”(transfuge de classe)或是渴求叛逃的人。文中主要就结合让·热内戏剧《女仆》中的人物就“阶级叛逃者”(transfuge de classe)或“渴求叛逃的人”进行分析。

叛逃之路

夜,寂静无声,而我--月亮,就要在此刻叛逃。天天守着地球太枯燥了,我早就想去太阳系外看看了!可首领(太阳)一直不同意…我只好逃了!“天黑燕飞高,月亮夜遁逃。”叛逃之路,开启!我大步向前奔跑着,越过层层白云,看万家灯火璀璨。这熟悉的山河,熟悉的皇宫……是唐朝!嘿嘿,正好买点儿桂花糕当干粮。

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叛逃者项目”探微(1951-1953)

二战结束后,随着东欧国家相继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出于对政治的或者经济的考虑,许多东欧国家的民众逃往西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叛逃有助于赢得冷战,因此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根据这些文件,杜鲁门政府时期负责策划国家心理战行动的心理战略委员会设计了"叛逃者项目"。在实施中,"叛逃者项目"通过宣扬西方的"美好生活"来策反苏东国家的民众。除了照顾和安置叛逃者,该项目注重将叛逃者用于宣传、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等,借以削弱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笼络对美国有利的人物。"叛逃者项目"的实施,确实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压力。但由于在此过程中美国常常凌驾于欧洲国家之上,并且不具备及时安置大量叛逃者的能力,美国也给自己制造了麻烦。

叛逃罪之立法修正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对叛逃罪法条进行了修正:一方面,删除了原条文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规定;另一方面,修正了对于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叛逃罪的条件,删去了"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的限定条件。这种修正不仅合理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叛逃罪认定方面的难题,也进一步加大对该罪的打击力度,其实际意义应当得到全面的肯定。修正后该罪的犯罪构成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为便利司法适用,应当对其构成要件进行全面的理论解读。

叛逃罪法条解释与评析

叛逃罪在客观上实施的叛逃行为应该是背叛或背离祖国、逃往境外或在境外逃跑的行为。“境外”应是指我国国家主权不能及与的政治空间。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单独设立叛逃罪存在法理上的模糊性。如果坚持叛逃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性质 ,则缺少将其独立成罪的必要。

刑法修正后叛逃罪客观要件的理解适用

"在履行公务期间"是叛逃罪的时间限定要件,也是《刑法》第109条第1款与第2款两种叛逃行为的重要区别界限。作为叛逃罪的必要构成要件,"擅离岗位"不仅限于"未经允许或未得到批准",即使"经允许或得到批准"而"离岗",如果超限仍可构成"擅离岗位"。在理解"叛逃"行为含义时,应当将"投靠境外的组织或机构"排除在其基本内容或者构成要素之外。在《刑法修正案(八)》对叛逃罪修改之后,不必要具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而单纯具有"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行为,即可构成叛逃罪。

困境与出路:叛逃罪司法适用新论

《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后的叛逃罪在司法适用上仍存在两大困境。主要表现为叛逃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中"叛逃"与"境外"的司法界定困难和因立法修正所带来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障碍。解决以上问题之刑法基点,在于充分尊重叛逃罪的立法精神并始终遵循国家主权利益最大化原则。对于"叛逃",其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抽象危险具有内在同一性,且不以政治性动机与目的为限制条件;对于"境外",应从物理与政治双重意义上来理解,对其中的使馆与领馆问题需区别对待。至于有关叛逃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障碍,可以通过对此类政治犯罪的"非政治化努力"最终予以消解。

叛逃、抗争和困守——解读古龙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古龙作品在塑造一大批义薄云天的侠士和浪子的同时,也塑造了一大批惊世骇俗的女性群体,她们在男权社会的挤压下,或是无路的叛逃者,或是失败的抗争者,或是执着的固守者,她们永远走不出命定的悲剧,从而成为了一群无法安顿灵魂的女人。

叛逃罪的立法演进和规范研究

叛逃罪是从投敌叛变罪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罪名,叛逃罪在刑法典中的编排位置决定了它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安全,但是这里犯罪客体性质的国家安全和1997年刑法中叛逃罪要求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构成要素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经过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后的叛逃罪已经成为一个抽象危险犯,在立法上反映出立法者扩大叛逃罪处罚范围的意图。叛逃罪不是目的犯,也不是纯正的政治性犯罪。叛逃罪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但是需要按照叛逃境外型和在境外叛逃型分别考察。叛逃罪认定中的一些关键概念,例如情节严重、国家秘密等要进行规范的教义学考量。

对叛逃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叛逃罪是新刑法规定的新罪名,为适用司法及理论研究的需要,本文就叛逃罪犯罪构成,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刑罚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例如,如何理解“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谈了自己的看法。

《费家的二小》:在叛逃父爱与父权中闪烁光辉

从细读文本入手,着重分析张兆和《费家的二小》的思想艺术价值。张兆和以诗意的笔墨深入描写了农村女性二小对父权的叛逃;作品对父爱与父权纠结的揭示,细致而精准,呈现出艺术上的相对成熟及独特的审美价值。二小因其对女性存在价值的自觉,在对父爱与父权的叛逃中闪烁动人的光辉。

再谈汪精卫叛逃和龙云

龙云是汪精卫集团叛逃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如果没有龙云为汪精卫提供便利和帮助 ,汪从云南出逃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就龙云在这一过程的前后表现从另一角度作一些探讨。

国家安全视域下我国间谍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行为手段持续更新的间谍犯罪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侵害程度日益加剧。然而我国针对间谍犯罪的刑法规制却与社会发展现状、新《反间谍法》相关内容脱节,存在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资助行为、资助对象外延过窄;叛逃罪的犯罪主体设定存在瑕疵;间谍罪的行为方式过于陈旧。基于此,应将“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修改为“协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并拓宽本罪的适用范围;将叛逃罪的主体统一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将间谍罪行为方式中的“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修改为“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并增加“第三国间谍犯罪”;增设“网络间谍攻击罪”和“准备实施间谍活动罪”,严密间谍犯罪刑法规制网。

《三国演义》中正统“忠义”观念视域下的“叛逃”母题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频频出现"叛逃",可分为见利忘义,受惩遭罚,择主事之,不得已而为之等。"叛逃"在道德阐释上虽与正统"忠义"观念相抵触,但在"逐于智谋"、"争于气力"的乱世和惨烈、无道的军事斗争过程中,人们崇尚的是兴邦之才、审时度势之能。士人价值观念与社会伦理之间的矛盾常态化,导致士人文化心态在文学表现中也异常多变。

一位叛逃者的忏悔与回归

援藏干部周述武叛国投敌,罪恶不轻。然而,当他在苦愁中痛悔时,祖国母亲却不计前嫌,敞开了温暖的怀抱……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与叛逃罪的修改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重要原则,对政治犯罪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原叛逃罪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这一条件,一方面,在国内司法实践上,并不意味着在对叛逃罪的判定上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将给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尤其是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合作上,带来很大的障碍,此次对叛逃罪的修改,弊大于利。

也谈汪精卫叛逃与龙云

龙云出身于云南昭通一位彝族的土司家庭.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以后在滇军中历任重要职务,在孙中山先生影响下,参加过讨袁、护法战争,并响应北伐.在革命失败后,龙云曾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对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曾有贡献.龙云先生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于1948年在香港参加革命,1949年从香港到北京.建国以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2年6月27日在北京逝世.龙云先生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习仲勋在“民革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著名民主人士爱国将领龙云诞生一百周年”的讲话),这是对龙云最中肯的评价.但龙云的一生经历了我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的大变革时期,至今仍有一与龙云有关联的历史事件,影响着人们对龙云的看法,即: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时是经云南昆明飞往越南河内的.史家们在研究这一事件时,有人以为“龙云对汪精卫叛逃一事事前是完全清楚的”、汪的出逃得到龙云的保证;也有人认为,龙云当时对汪精卫的计划究竟知道多少,“非局外人所知”.为有助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中的龙云,作者试图从另一角度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叛逃与畸存——以徐小斌《羽蛇》为例解读女性历史叙事

女性家族叙事是一种不同于男性作家讲述家族故事的文本实践。它由女性作家创作,以女性为叙述者,以家族故事中的女性为关注重点。女性家族叙事背后所反映的女性立场十分鲜明,即对男权文化中心的冲击与颠覆,但另一方面,它也应该立足于男权文化的本位性质进行思考。本文以徐小斌的《羽蛇》为例,分析文本中显然存在的叛逃与畸存,解读女性历史叙事的多面向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