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传注经与诠释历史的真值性(上)——兼论公羊学的诠释学传统和体例及其他

美国汉学家韩大伟是一位对西方汉学主义给予隐性颠覆与解构的中西比较经学研究者。在《孔子之口授注经考辨三则》一文中,他提出了"孔子口授注经"这个重要的中国经学诠释学命题。我建议使用"口传注经"这个命题以对"口授注经"取而代之,因为"口传注经"在汉字思维上更切近于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内在学理本质。《公羊传》与《穀梁传》的解经话语是语录体,是中国经学诠释学传统中"口传注经"的历史见证,而唐代经学家啖助也提出了《左传》为"口传注经"的问题。一部《春秋》在"三传"的理解与解释下,左氏、公羊氏与穀梁氏各立门户,师法与家法的分野导致《春秋》正是在三种不同的诠释学系统中越发佚失了文本的原初意义。释经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对"五经"或《十三经》文本其汉字原初意义的还原性诠释,其关涉到历史的建构与解构、承继与颠覆的国族重大意识形态等问题。历史的本体只能是在场的言说,文字书写的历史从未以其符号的固定性记忆有效地拯救过主体在场言说意义的真值性,文字历史永远是被学者以种种书写欲盖弥彰的假象历史。

《诗序》的诠释功能与《诗经》的经典化

《诗序》通过对圣人编《诗》义例的阐发以及"序先诗后"的文本形制,掌控了诗义诠释的向度,规避了诗义在"口传注《诗》"时期的多向延展。书写破坏了口传场景中问答双方的共同在场,从而催生出奠基于文本的教化范型。与先秦"声教"不同,汉唐"诗教"借助《诗序》在"诗义"与"教化"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据序言诗"表明经学奠基于书写文化,《诗经》经典化的过程是由"书写注《诗》"所造就的经文意蕴封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