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刑法解释学上的口号之争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正在成为刑法解释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达两种解释论，无论是从解释结论，还是从定罪思路看，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差别。人们在具体案件上的争议来源干一些实质性的分歧，而与不同的解释立场并无关系。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不过是一种学术姿态上的分歧，或者说，是一种口号之争。这种口号之争依赖于诸多误解而存在，它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智力资源，还可能对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不利影响。澄清这些误解与批判这一虚构的对峙，就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必要性。

简论中东路事件中“两个口号之争”

1929年7月10日,东北当局悍然以武装抢占中东路,封闭苏联驻哈尔滨的机关,并陈兵中苏边境,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在中东路事件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连续发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并依照上述精神制定了相关方针政策。"左"倾中央的这些行动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以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立场,发现了中东路事件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与当时中央不同但却是符合中国革命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策略口号。结果,引起了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

鲁迅:面对人事纠缠的最后的意志——“两个口号”之争新论

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既来自于左翼文坛理论的分歧,更涉及复杂的人事纠缠。我们注意到,作为这一分歧的无形"中心"的鲁迅恰恰以自己独特的姿态与思考穿越了1930年代左翼文艺内部的人事纠纷,留给中国现代文艺一段深长的观察。在今天,分析和研究鲁迅的独特观察,是重新解读这一思想论争的重要基础。

最终的无聊和最后的坚守——鲁迅临终前心态之剖析

1936年鲁迅临终之前,卷入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在这场最后的纠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剖析鲁迅临终前的心态。他不仅反对周扬等人借组织力量推行"国防文学"口号的专制作风,也和倡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胡风等人在思想上有明显差异。鲁迅洞悉了口号之争的无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拼尽生命的余力来抗争,来坚守自我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