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地缘成因——兼及对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两种理论模式的商榷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是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嬗替的重要环节。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最先在江南地区孕育而生。口岸知识分子的产生与江南地域文化休戚相关。探微穷源:江南科举鼎盛,士子众多,竞争激烈,大批士人被摈弃于官场之外。生活窘迫、社会动荡迫使部分士人入洋场讨生活;江南地区名士风度由来已久,名士多恃才放涎,睥睨礼法,易于逸出常规,接受异质文化;江南地区西学传统源远流长,明清以来与西学多次交融,相契相合,部分士人有接受西方科技的文化基础。

略论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意义深远的思想和文化变革中担负了前驱先路的角色。因受儒家传统的熏陶,他们的文化底蕴是中国本土的。在"条约口岸"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在与西方人士的交往中,在日常生活的感悟中,他们初步体会到西方文化的真髓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就民族情感而言,"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内心常常怀有"敏锐的耻辱感"。在感受到中西文化的本质矛盾和差异后,"条约口岸知识分子"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危机意识、改革意向以及富强的追求。在基本文化立场和变革思路方面,他们一般均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这对其后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是指鸦片战争以后活动于各主要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晚清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最先觉醒的一批中国文人。在西方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激烈碰撞中,由于受到"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他们既传播西方科学却又排斥西方思想,固守传统文化却又面临进退失据的文化困境。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在身份、信仰与文化等方面所面临的多重困境,揭示了近代中国曲折的历史进程在知识分子思想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谈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文学从业者嬗变——以《申报·自由谈》作家群为例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是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文化人阶层的重要分支。在其演化的最初阶段,文学市场发挥了巨大的形塑作用。以早期《申报·自由谈》为例,大量的近代文化人出于各种因缘聚集在它的旗帜下,形成以职业作家为主、业余写手为辅的作家群。对于他们而言,《自由谈》不仅是维持生计的工具,更是文化人担负社会职责的途径。借助《自由谈》这一交集网络,他们缔结社群关系、生成舆论力量、维系固有文化身份,实现文化人群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再次聚合和整体转型。

晚清口岸知识分子的现代教育思想探微

十九世纪末,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中西文化发生强烈碰撞时,口岸知识分子极力鼓吹现代性教育思想并开展实践活动,建立近代学校,推介西学,倡导留学西方和兴女学,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起到了"开风气之先,得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从茶文化视角看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或为江南底层文人,或为名士仕宦之后,但均因生活窘迫、社会动荡不得不佣事西人。他们是中国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嬗替的重要环节。本文借鉴新文化史研究范式,从茶文化视角探究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人际交往情况、价值观念及精神诉求,揭示了晚清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世界的进退失据。

口岸知识分子与早期洋务的开辟——以安庆军械所为中心

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后,初谙西知的口岸知识分子汇聚安庆。在军械所早期洋务中,口岸知识分子巨细无遗地参与各项军备购置、铸造,仿造枪炮有冯焌光、龚之棠、华蘅芳等;制造轮船有徐寿、华蘅芳、龚之棠、徐建寅、李善兰等。早期洋务开辟,口岸知识分子居功至伟。藉此研究,可管窥早期近代化历程中,口岸知识分子群体筚路蓝缕的拓新之功。

“古今中外”：口岸知识分子的新闻观念

相较于传教士将报刊作为"新知"与"西学"带入中国,口岸知识分子在古今中西的思想冲击下,用"中体西用"的认知框架阐发了中国人的新闻观念。这种创造性的知识转化,接引了后来的报刊"文人论政"的传统。虽然他们的新闻认识在当时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共识,但其中蕴含的朴素的民族主义成分是一个重要文化标签,标志着中国人现代新闻观念的缘起。

抉择中的身份认同:王韬赴沪后的心理历程

文章充分利用增订版《王韬日记》,对王韬赴沪后的心理历程进行了一次详实梳理,进一步展现了其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知识背景与西方文化碰撞时产生的不适与矛盾。传统之名未立的口岸知识分子,希冀自己所译之书的传播,提升自己的名望与地位。文章通过细描王韬对基督教和西学的态度,展现出在新与旧之间摇摆的王韬微妙的心理变化,体察其在迈向进一步西化过程中的徘徊与犹豫。王韬渐变的趋新历程,可视为口岸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

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简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

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简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高瑞泉本世纪初，一度执思想界牛耳又退人书斋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劈头就说道：“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

在“理”与“势”之间：晚清官僚士大夫的自改革

晚清的改革,首先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崛起有关。在官僚士大夫中,理学家的经世派逐渐取代了修身派,如此才有了洋务运动在儒学内部的合法性价值。官僚士大夫不管如何重"势",依然面临"理"的规约。而到李鸿章等一辈人,"理"的位置无足轻重,一切以"势"为转移。"理"与"势"的冲突,反映在官僚士大夫内部,则是洋务派与清流派之分。到同光年间,在香港-上海走廊的通商口岸城市,出现了一群中国社会以前从未有过的新型精英:口岸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先驱性人物。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与口岸知识分子,共同将1894年之前的自改革运动从"改艺"(技术工艺)逐步推向了"改制"(法律政制)。

晚清时期的宗法调适和宗族转型——以冯桂芬为例的考察

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传统宗族也相应发生转型,以冯桂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口岸知识分子"因既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又活动在通商口岸城市,对西方文化有较为深入接触,对既有宗法观念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成为宗族转型的先导。面对晚清社会的动乱,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冯桂芬在理论上通过返观三代,极力主张恢复宗法,提出"以保甲为经,以宗法为纬"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冯桂芬还积极参与敬宗收族实践,认为义庄"创自晚近不必为三代之法而转足以维三代之法""颇得宗法遗意",故而继承范仲淹的做法,倡导以义庄重构宗族。尽管冯桂芬的宗族实践"未竟厥志而殁",但也为晚清宗族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