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体例研究与古书辨伪——以孙德谦、刘咸炘、余嘉锡为中心的考察

对古书疑伪活动的省思与疑古辨伪活动一起,辩证地完成了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在古书疑伪活动的刺激下,古书体例研究作为回应古书疑伪活动的核心问题被提出,进而将对古书的这次反思带向更广阔、更深邃的思考层面。除来自"古史辨"内部的省思外,已有学者较早注意到了古书体例与古书辨伪的关系问题,并以传统的校雠学为资源展开论列,孙德谦、刘咸炘、余嘉锡等学者为其代表。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刘咸炘论古籍辨伪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咸炘在一篇短文和若干著作中论述了古书的体例、古籍辨伪的方法和理论。他对古书体例的研究,比如其目录学,深受章学诚的影响,在章学诚的基础上加以推演、补充,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古籍辨伪要重视校雠学和辨明书籍的宗旨,且严格定义伪书的概念。在分析一些古籍的真伪时,刘咸炘能够做到不轻疑,不迷信。

“盗者之真赃”——由王国维推许《家语疏证》说经典辨伪学“范式”的扩大化

经典辨伪学"辑佚"的方法论"范式",本身即不无问题。孙志祖于此未察,转而将此法用之于《孔子家语》的辨伪,将先秦、两汉古书之间常见的"互见"现象认定为造作之迹,既昧于古书体例,也反映了经典辨伪学"范式"扩大化的弊病。先秦、两汉古书之间的"互见"乃古书之常例,故每每溢出辨伪学的惯常逻辑,这既昭示经典辨伪学的"限度"问题,也凸显目下古书体例及古书成书研究对于经典辨伪学方法论革新之重要意义。

先秦子书的编集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以《韩非子》成书过程为例

先秦子书的成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涉到古书体例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作为诸子集成之作的《韩非子》,其编集过程在先秦子书中颇具代表性。其成书大致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韩非去世后已有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汇为一编,但此本与今本相比并不完整;第二,汉初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者,又将《初见秦》、《存韩》等秦廷档案文书编入,这是在武帝建元元年罢黜申、商、韩非等诸家学说之前完成的。以此为个案考察先秦子书的成书,可以对"轴心时代"的意义作更为深刻的理解:所谓此时期的"精神导师",更多是就文化元典的创制者而言,他固然主要指学派创始人,却也与整个学派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