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莱辛戏剧思想中的古今之争

作为德国启蒙时代重要思想家、剧作家,戏剧的情感激发和道德功能是莱辛戏剧思想的核心关切。在《悲剧通信》时期,莱辛坚持颇具卢梭色彩的“同情说”,而到了《汉堡剧评》时期,则完全服膺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净化论”。本文尝试梳理、分析和理解莱辛戏剧思想中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这一今古之变,尤其侧重这一思想发展的特色所在,即在各种近现代观念掺杂的论辩逻辑背后,始终夹缠着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术》的理解和阐释。

重启“古今之争”

时间本无限,既无始,也无终,因此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古今”问题。就算在古代,也同样有“古今之争”,因为总还有比那时更古的往昔。柏拉图身处古希腊的“古典时期”,在他之前还有数个世纪的“古风时期”。所谓“古风”,意为“开端”(arche),但古希腊的古风时期还远不是西方文明的开端,且不说古希腊文明深受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小亚细亚文明的影响,即便在古希腊内部,也还有青铜文明以及杳不可考的远古时期。

原创性对二元范式的超越:论荷尔德林的古今之争

荷尔德林对古今之争的思考突破了温克尔曼、康德、席勒的二元范式,以原创性回应古典和现代孰为优劣的问题。荷尔德林基于自身的现代处境,通过对悲剧性时间的考察,坚持以陌生性调和、激活本己之物。这一切都只能诞生于悲剧性的心灵,诗人在拆毁和重构中进行全新的创造,用纯粹的言辞来建筑祖国。

解释学与“古今之争”

"古今之争"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同时也是一场持续的运动。它由最初的孰优孰劣的问题转化为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促进了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以及历史主义、历史哲学和辩证法的发展,由此对解释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解释学的发展可以说伴随着"古今之争",其研究内容受到它的规定,从中引发出来的问题及其意义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深远的。

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迄今为止,学界大多把"古今之争"仅仅视为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制原则的优劣之争。通过解析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这部"世界文学名著",我们发现"古今之争"是西方现代文明史上的一次古今政制之争。

古今之争与政治重建：中华民族理论的困境和出路

百年来,中华民族理论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现代中国如何继承历史形成的广阔幅员,建立长期高效调集资源的超大民族国家。对此问题的不同解答,是造成中华民族理论诸多分歧的根本原因。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理论的政治重建,并非针对民族平等理论和民族补偿政策,而是要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建立国家学说。这种国家学说要求增加传统民族理论缺乏的个体维度;扭转国族建设的文化本位为政治本位;提高政治效率,从而为充实政治规模提供根本保障。从本质上讲,中华民族理论不是"民族"的主张,而是"国家"的理论。

古今之争:春秋乐论的核心问题

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价值领域,对经典的迷恋使任何新出的文学艺术都面临严格检验,也使古今之争成为文学艺术理论史中最尖锐的问题。从历史看,中国艺术的古今之争以西周礼乐制度的确立为背景,其展开形态为春秋时期围绕音乐形成的新旧、雅俗、俭奢对立。在这一时代,古乐因为代表着伟大的传统而获得权威地位,新乐则因其欲望属性而被视为社会"礼崩乐坏"的破坏性力量,并因此缺乏存在的道德基础。至战国初期,这场争论因古乐的全面式微而趋于缓解,但却开了后世中国艺术围绕古今问题长期对立的滥觞。

从“解释学循环”看解释学真理观的“古今之争”

"解释学循环"有古今两种不同的解释,古典解释学认为解释学循环是可以消解的,人们可以达到对作者作品原意的全面理解;当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循环是不可以消解的,每个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方可实现。"解释学循环"的"古今之争"体现了古今两种不同的真理观。

古今之争与古典政治哲学

“古今之争”本来是一个“文学”问题,但今人如何看待古人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荷马、智术师到近代的黑格尔,每一个时代都交待了自己对古人的看法。施特劳斯把“古今之争”的内涵从文体和语言转换到雅典与耶路撒冷,再转换到进步还是回头的问题上,从而赋予该古老问题以古典政治哲学的内涵,使西方思想研究又多了一个可贵的空间。

古今之争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美学之衰落

在17世纪末的法国,受意大利知识界的影响,几乎所有的饱学之士都卷入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论争。这场论争史称"古今之争"(Querel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随着分裂的加深和公开化,王家学院出现两个阵营:崇古派与厚今派。这场文人战争牵涉诸多复杂问题,甚至卷入私人恩怨。因此,后世对之历来褒贬不一,甚至对其研究价值亦无定论。现通过追溯古今之争法国战场(尤其是第一阶段)的始末,阐述两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尝试解释古典主义美学之衰落与这场文人战争的关联,并认为它是17、18世纪交替时期法国古典主义文化衰败的表征之一。

“古今之争”与“离题话”:被忽略的事件及文本

欧洲知识界于18世纪前后爆发的"古今之争",作为勾连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两大思潮的一股暗流,一直未能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斯威夫特作为突破英国"古今之争"僵局的重要作家,其作品及思想具有标本意义;但学界在展开研究时,却忽略或回避了《木桶的故事》中"离题话"部分,对其的探察有助于还原斯威夫特对"古今之争"的真实态度。

从“古代人的自由”看“自由的古今之争”

本文采用概念史的方法,借助古史学家关于古代希腊与罗马自由概念的考证,深入辨析所谓"古代人自由"的复杂内涵,并对政治思想史上关于自由问题的"古今之争"做出评析,从而获得某些启示。

古今之争:从“托古改制”到“取今复古”——重新从康有为出发

古今之争问题,是近代中国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时至于今,在盲目的复古和浮泛的西化风潮中,我们仍需要重新来对待这一问题。本文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文化综合论出发,来考量近代以来我们是怎样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在这种考量的具体过程中,康有为构筑了我们的起点,也成为我们的参照。

中国传统哲学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比较——从“天人之辩”、“古今之争”和“言意之辩”谈起

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中选取三个论争中心“天人之辩”、“古今之争”、“言意之辩”为角度,在人与世界、传统与现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进行若干比较研究,以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并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对话。

“古今之争”及其现代启示

古今之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现代启示:总体上看,文学艺术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生活有不平衡的一面;同时,后代的文艺总是受到前代优秀作品的影响,前代作品也是在后代作品的相对参照下来显示其意义的。文艺正是在这种古今相互影响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走向前进的。

德、法文学领域“古今之争”辨析——以现代性时间观念为视野

德、法文学领域的"古今之争"体现了两国知识界在现代化转型期对于时间问题的关切。由于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及地域等多方面差异,法国知识界多信奉"线性时间观"及与之伴生的乐观"历史进步论",德国知识界则对"线性时间观"态度谨慎,倾向于一种杂糅了"线性时间观"和"轮状时间观"的"文化时间观"。这种"向后看"的文化自觉不仅使德国启蒙界在时间观念上独树一帜,更导致其在现代化转型路径的选择中走上了一条"文化现代化"优于"社会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古今之争”与“文艺复兴”的疑古倾向——为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而作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古今之争"不仅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连接点,而且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史的基本格局。然而,"古今之争"与"文艺复兴"两个文化史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究竟如何?通过分析布拉乔利尼、马基雅维利、勒华三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及其论述,可说明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面相,进而阐明文艺复兴与古今之争的内在关联:"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各日耳曼王国和城市共和国作为新政治单元的形成,是抑古崇今风气的真正起因,即是引发"古今之争"的生存论原因。

五四时期:古今之争的变异与科学主义的胜利——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研究之三

从表面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配合着中西之争的古今之争,但究其实质,它只是以一种简化的方式将中国的大传统扩展到小传统之中。由于传统儒学的实用理性与西方文明的科学精神有一定相关性,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虽然表面是打倒孔家店,但实际上其揭橥的科学旗帜主要来源于中国大传统的实用理性。正因为此,虽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力图进行伦理的变革,但最终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精神中注重实用理性的痼疾。

文艺思潮中的“古今之争”谈片

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与今、继承与创新、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明屠尔诺与钦提奥的古今之争和发生在中国明朝的前、后七子的古今之辨,是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我们通过"返回现场",探讨中西方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今之争的真正原因,试图揭示这样一个基本的美学原理:不能简单地把传统与创新等同于错误与正确。不能用进步论的模式来否定传统,理性不可能从一个没有历史积淀的"零点"开始。只有深受传统的濡养,又不乏创新的激情,创造力才有其茁壮的"根"。

王船山对“古今之争”的思考及其当代意义

"古今之争"在传统中国儒家观念中是指三代与其后的时代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在古今优劣问题上,王船山作为一名仍属于宋明道学范畴的儒者,固然承继北宋以来"回向三代"的传统,但又有创见,认为三代以后也有践行"仁义之道"者,如汉光武帝、唐太祖、宋太祖。其次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在如何效法三代的问题上,船山认为后世效法三代正确的做法是效法三代先王之德和先王之道,而不是因时而设的三代之法(政)。可以说,王船山在古今问题上的思考方式对当代思考传统与现代之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