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eral arts”的源与流——古今之变中的审视

“古今之变”是审视liberal arts流变的中心线索。古典liberal arts是具有内在统一性并指向完满品格的整全性知识体系。欧洲三次文艺复兴对liberal arts的再造展现了其历史流变中的不变逻辑,即为特定时代的受教育者提供共同价值。德国古典大学赋予了liberal arts在古典意义上的完美形态,而新人文主义的自我塑造观念孕育了博雅教育的现代转向。科学革命终结了古典学术的内在统一性与道德理想,瓦解了古典liberal arts。美国现代大学则借助古典资源,经由三次改革浪潮重建了liberal arts。然而,古典教育凝聚文明精华的共同价值、塑造意义与学术整合力量,同现代科学的智识自由、价值分殊与学科分化特性相冲突,这是古今之变为现代大学再造liberal arts所深植的困境,liberal arts只能在钟摆的两端之间不断权衡。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兴坏之理——《史记》思想意义的重新解读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既坚持秉笔直书的客观精神,如实记叙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朝代兴亡的历史事迹,又体现着鲜明的主体意识,使《史记》成为汉武帝时期思想界儒学天命化、王道神学化特征的重要实证。司马迁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过《尚书》《春秋》,曾被丞相公孙弘征为五经博士弟子。在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氛围下,儒家仁政思想及其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在其精神世界中占主导地位。承载着父亲(司马谈)的嘱托,背负着宫刑的屈辱,司马迁以孔子的《春秋》为榜样撰写《史记》,力图在古今之变的描写中寓含褒贬,总结“成败兴坏之理”,揭示仁政是符合天意、得到神佑的“王道”,使“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达到了完美结合;同时他开拓了纪传与书表互补共生的写作体例,奠定了《史记》“成一家之言”的地位,为后来官史修史所效法。

古今之变与公私德行的现代理解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循内部解释脉络,公私德行的关联与偏重需要一个平衡摆;以外部解释的理路,公私德行的功能与效用需要确定兼综性。如何平衡与兼综,需要一个社会坐标。古今之变,是分析公私德行状态的前提条件。在古代视角,私德的决定性显而易见;在现代视角,公德的优先明确无误。在现代处境中,不存在从私德直接贯通到公德的可能性。古代儒家以私人德性理解德行“公共性”的进路,需要转进到公私德行分流的现代结构,但私德的社会伦理效用与公德的政治伦理功能必须分别确认。这不是一个在中西差异角度审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古今变局的角度才能够深切理解的问题;公私德行分流,是一个人类的普遍处境,而不是一个地域的特殊遭遇。

“古今之变”下的宪法规范发生机制

当今中国宪法学对宪法规范性问题的理解,很大程度上陷于实证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误区。在政治宪法学视野下,宪法规范的发生机制应该从早期现代和古今之变的背景出发,从有限政府和法律主治两个方面探讨立宪政府的生成,最终把握立宪主义精神的实质——现代人的自由。政治宪法学并非要抹杀宪法的规范性,而是更关心宪法规范的发生机制问题,并将之视为兼具政治性和规范性的宪制发生学问题。八二宪法重建了国家机构与日常政治,初步完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对现行宪法及其规范性的理解,应该且只应该从这种根本精神出发。

中国小说文体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

经过晚清"小说界革命"与民初"文学革命"的双重变革,中国小说文体完成了古今交替与中西交融的演变,呈现出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两种不同的文体观念。20世纪以来的小说史书写大多无视小说文体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以现代小说观念去评判古代小说传统,对小说发展缺乏了解之同情,导致小说研究的自我殖民化。小说文体研究应当回归本土语境,回到历史现场。既接纳现代的小说观念,也承认古代的小说传统,主张动态发展的研究视野与包融宏通的研究格局。

王夫之“古今之通义”的深刻内涵与价值建构

"古今之通义"是王夫之道义论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和命题,它与"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一起构成王夫之义范畴的有机体系并在其中起着引领、规范和宰制"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的独特作用而成为最高层级的义范畴和义判断。"古今之通义"聚焦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挺立的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道统精神,构成中华民族的道德慧根、价值基点,因而是属于至善和粹然而善的根本性价值或终极价值。它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渗透在中华民族的伦理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伦理基因和价值动原。

东西之辩还是古今之变?——对胡适“全盘西化”思想的再评价

1929—1931年,胡适先后写过三篇题为“文化的冲突”的英文文章,他指出当时人们对于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有三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是抗拒的态度,第二种是全盘接受的态度,第三种是选择性吸收的态度,他主张采取第二种态度。他的主张先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引起了争论,后来随着陈序经的《中国文化之出路》发表,争论又延伸到《独立评论》上。经过上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后,胡适成了“全盘西化派”的代名词。根据新发现的胡适英文文章和其他史料,重新考察其“全盘西化”思想,并与陈序经等人的观点比较,可以发现胡适所谓“全盘西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古今之变”的问题,而不是“东西之辩”的问题。

中西之别还是古今之异——“本土化”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可能陷阱

不少研究者一味以"本土化"为"铁理"来标举自我的成果或评判他人的研究,这有可能将其自身掉进误以"古今之异"为"中西之别"的陷阱。与此同时,其内心深处可能还坚守着另一种观念,即认定中西之间、我他之间不可理喻、不可沟通、不可公约;而这又使其身陷一个自设的困境,也就是惠施"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逻辑矛盾。当今世界,更为可取的价值选择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非与种族主义针锋相对、因而也与之一样登峰造极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不相通论。对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的忧心,可藉由"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为媒介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真诚观念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兼论经史关系

在几乎不讲德性的现代伦理中,真诚被上升为几乎唯一的"德性",其主要来源是科学知识崇拜和基督教忏悔传统。而相比之下,在中国传统中,道家所谓"真"意指人的生活与自然天道顺应无违。在儒家看来,"诚"是天道自然的运化显现,人效法天道自然的修道立教活动则叫做"诚之"。由于脱离了真诚观念的古典含义,现代人片面求真的价值观导致了传统经典的祛魅。因此,有必要从"何谓真诚"的问题出发,深入到经史关系问题的探讨,充分展开"真诚"的观念史考察和中西比较研究的历史意义和政治哲学内涵。

“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新论

'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是秦汉时期的重大社会政治课题,过去学者多将其分为独立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史实多有脱节,值得重新审视。'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不仅是秦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政治课题,也是时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同时,'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最终目标是为了'受命改制',完成其时社会政治的'大一统'整合。

《诗》学的天人一贯与古今之变

《诗经》仅仅是一部言情咏怀的歌谣集子,还是富有伦理道德含义与政治教化含义的经典?《韩诗外传》"陈情欲以歌道义"的思想提示我们,歌咏儿女情长的方面和讽喻道德教化的方面可能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作为六经之一,《诗经》是天人一贯的。只看到其中任何一面都是不足以理解《诗》之为经的。现代《诗》学片面强调《诗经》属人的一面,刻意剔除属天的一面,反对诗教的伦理政教含义,不过是出于现代性的偏见。所以,现代《诗》学对古代疑经《诗》学的征引是完全误置的。文章最后通过解读《关雎》中的"逑"字大义,说明了《诗经》和古代《诗》学传统是通天人、贯古今的文质彬彬形态。

中国王道政治的伦理指向与古今之变

中国历史上的王道政治是在与霸道政治的对立统一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其主要包括天经地义的空间伦理、三代至上的时间伦理、家国同构的宗法伦理、以德为主的仁政伦理、民为邦本的社会伦理等复杂内容。到清朝末年,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商贸往来、文化渗透等多重压力裹胁下,开始了从天经地义到天崩地裂、从三代至上到来世永恒、从家国同构到家破国裂、从德政伦理到霸道横行、从民为邦本到民之裂变的艰难嬗变历程。

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

从《尚书·周书》的诸篇诰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家们已经得出天命以民心为依归的观点,并以此来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递嬗。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该思想,并进一步以其来解释三代以前的历史递嬗。司马迁在思考天人之际时,既继承了周公、孟子的上述天人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常";同时又有自己更深一层的思考,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变",从而最终做到"通古今之变"。在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他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所在。

刘勰论宋齐文学及文学的古今之变

刘勰论宋齐文学,于泛泛的称扬后面,实际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这在有关宋齐文学的论争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针对宋齐以来文风的讹变,刘勰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以及“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是基于其“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同时也包含了他对文学古今之变的规律性的理解。刘勰的这一探讨不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也不乏指导创作的实践意义。

儒家公私一德与家国一体的形而上学基础——从中西之争而非古今之变的角度看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中国古代的礼乐政刑秩序源自天道性理之善、具有先验性,由性理而孝悌修身则有性德,即可执行礼乐政刑秩序而治国平天下,由此公私一德、家国一体;西方现代的法律法规源自理性自由平等下的后天人为契约,“信仰自由”“道德中立”带来的是公私分离、家国分域,公共部分以维护生命财产权为主、与道德之善无关,私德自由由此也更容易陷入欲望的放纵与道德的危机。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中国古代更强调治理者自身的学以成德以及由此对制度的灵活运用,但更多的自主权也给了徇情枉法以可乘之机;西方现代更强调规则自身的繁密与制衡,限制了徇情枉法的同时,也限制了规则运用中的人为权变性(以及对治理者自身的相关要求与培养),而限制的盲点处,依旧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可能。

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欧阳修的古今之变思想

欧阳修在天人之间推重人事,认为决定历史兴亡治乱的是人事而非天命。决定历史变化之人事,即人情之理,其主要内容是礼义纲常和经验常识。欧阳修考察历史盛衰及历史中的常与变,都以人情之理为基本出发点。

职业教育的古今之辨

文章讨论职业教育的古今概念内涵,从古代教育体系追溯职业教育发端,通过分析儒家对于君子培养的教育内容提炼出古代教育的核心是“君子”品格的养成,而这个层面涉及职业教育的是“六艺”中的“射”和“御”。古代职业教育与君子的养成又是可以合二为一的,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君子儒”。文章追溯当代职业教育的进程,并对比古今职教概念内涵的差异,明确新时代职业教育的人才需求应是具有德行第一、时代情怀以及具有新时代工匠精神的职业人才。

韩非子:察古今之变 倡刑名之学

内容概括《韩非子》是战国时期韩非的著作总集,又称《韩子》。司马迁说:“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荀子的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本,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主要思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