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道、易象与古今关系

现代艺术的市场化奠基于现代性的历史概念之上。本文通过分析博物馆机制,指出现代历史概念的本质在于割裂古今关系。在批判现代历史概念的基础上,文章对中国画道与西方绘画理论的柏拉图基础进行比较研究,对易象的取象思想作出解读。通过对画道与易象的考察,尝试为中国未来艺术提供一个替代现代历史概念的古今关系视域,走出要么照搬西方要么刻板复古的两难困局。

汉字古今关系说略——以“其、箕”楷书异体来源为例

先秦古文字与秦汉以后文字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些后出字形源于先秦古文字,或在其基础之上演变而来。下以“其、箕”后世出现的楷书异体字形为例加以说明。

古代文学教学的古今关系处理

古今关系是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处理古今关系应遵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和古今对话的原则,在把握古代文学真实面貌的基础上,让古代文学向当代社会开放,实现领会原典与回应现实的统一,使古代文学教学焕发出应有的生气和活力。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音乐历史发展的古今关系二题

古今关系历来是史学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研究者必须首先弄清历史的时间坐标，同时还须具有＂通古今之变＂的史识。文章指出，有人把＂黄帝命伶伦造律＂的传记当成信史，以及认为＂五四＂新文化造成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断裂＂等，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武断的说法＂。

中西古今关系之变下的翻译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译界学人对翻译的思考大多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翻译高潮的考量与探讨。简言之，主要是对佛学译介、西学东渐与文学译介的主体、活动与结果的探索。

中国传统史学的古今论及其特征

古今关系是传统史学特别关注的历史理论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史学家和思想家就对古今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古今既相通又相异的看法,将以古鉴今、鉴古明今当作认识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手段。他们倡导“彰往察来”“疏通知远”,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运用历史知识思考或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考察历史的时势、兴亡、盛衰、穷达之变,将古、今、通、变结合起来,进一步升华了古代史家的古今论。古代史家讨论古今问题,与政治变革密切相连,其理论核心是“通”和“变”,其落脚点在于“用今”,其核心诉求是“承敝易变,使民不倦”。

横跨中外通达古今--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反思

"西方与东方"、"古代与现代"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借鉴西方哲学来发展中国哲学,乃是在按照西方模式建构中国哲学,而对古代经典进行诠释,则是强迫古代经典现代化。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不论中外关系,还是古今关系,凡"学"都是学"共相",学优于自己的东西,从观念的进展来看,都是一种融合过程。当代诠释学的宇宙恰好包含这两个主题,它既横跨中西又通达古今。从诠释学角度探讨中国哲学的"中西"与"古今"之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心灵的共振既能够逾越中西又能够通达古今。

行政伦理学研究中的“古今中西”之辨——读张康之教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有感

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从探寻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演进规律出发,认为中国的行政伦理学研究亟需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来加以定位。笔者结合张康之教授在书中的相关论述,以行政伦理学的理论建设为主题,探讨中国行政伦理学的现实基点,论证行政伦理学建设中的"古今关系"和"中西关系"等问题。

《汉语大字典》中的古今字补证

《汉语大字典》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大型历史性详解汉语字典,但是千虑之失,在所难免。《大字典》对古今字的标注方面确实存在遗漏、失注的问题。笔者对此现象立论,进行整理补证。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

清末民初涌现出来的小说话,数量众多,色彩斑斓。本文就当时小说话中较为集中讨论的有关古与今、中与西、"新派"与"旧派"之间关系的问题作了述评,反映了当时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调和。民初的小说话多为"旧派"小说家所作,他们指摘"新派"文学家的偏颇与问题,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真正形成"和衷共济"的局面,值得令人深思。

孔子历史观新论

历史观是孔子思想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对夏商周三代文明充分反思和继承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周礼的价值和意义,创造性地提出"仁"的道德范畴,以加强个体的内在道德修养,从而使周礼的精神得以维持和延续。孔子认为历史的本质在于人伦道德精神,从而建立了道德史观。孔子对历史的本原、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变易,以及变易的趋势、规律、动力等,也有独到见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历史观。

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及现代转换的几点思考

重新讨论研究方法仍有必要。重新考虑研究方法,要考虑加强历史实感和理论深度,古今关系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要正确看待"失语症"的提法,继承、吸收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遗产,建设当代文学理论建设,需要考虑三个层面的问题,并有四个方面工作要做。

先秦思想家在历史进程问题上的理论贡献

历史进程是先秦思想家关心的大问题。每逢重大历史转折,思想家们就会抱着以史为鉴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展开理论思考。“殷周递嬗”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小邦周”为什么能够战胜“大邦殷”?周公经过艰苦的反思认识到,那是因为殷纣无德,所以失去天命;武王有德,所以从殷人手中接过天命。天命有德,不但周取代商如此,从前的商取代夏也是如此。天命来自上帝(天),但根据却是民心。由此,夏、商、周三个邦国在共时并立的关系之外,又有了历时接续的关系;而天命民心决定夏、商、周历时接续的伟大发现,则成为后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一通史传统的滥觞。春秋战国是社会结构总体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期,思想家再次在历史进程问题上聚讼纷争。在古今关系问题上,儒家内部有“法后王”还是“法先王”的争论;法家则坚持历史阶段论,阶段不同(异),治道相应地不同(宜)。在历史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问题上,儒家、道家不情愿地承认历史在事实上是有进步的,但却情不自禁地认为历史又是一步步在堕落,今不如昔;最好的结果,儒家认为是再现尧舜那样的道德境界,道家则希望退回到曾经有过的小国寡民时代。在历史发展意义的问题上,《易传》提出只有矛盾运动,历史才能通、才能久的观点;阴阳五行家则发明了五德终始说,按照人为设定的五行相克的“原理”,把朝代的更替绑定在木—金—火—水—土的循环周期上。百家观点虽有所不同,这反映了阶级立场或利益诉求的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突破了王朝体系,转而采用“古今”“上古、中世、当今”“五德”等范畴来再现历史。上述这些理论成就,构成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观念的基本内容,不但在内部驱动着通史精神的发展,还与后世的三统说、三世说及其他文化因素一道,凝聚成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显示出独特而宝贵的文化价值。

鲁迅、郭沫若历史题材作品创作观之比较——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题材作品很多,其中鲁迅的历史(神话、传说)小说与郭沫若的历史戏剧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本文从其作品所引发的接受者对历史的“前理解”在解读文本过程中的作用、对古今关系的处理及其对历史情节与人物性格的重视程度等方面,对其创作观作了一个简略的比较分析。

《文选》李善注诗歌部分注字研究

《文选》李善注本是《文选》最好最具影响的注本,李善常使用术语“某某通”“某某同”指明文中字与字之间的关系,这是李注的特点之一,也是为人称道的一个特色。本文在搜集《文选》诗歌部分李善注字的基础上,对他使用术语的情况进行整理,并对某些术语使用情况进行辨误。

论中晚唐史学通识思想的发展

中晚唐时期的历史编纂和史论都体现出史学通识思想的深入发展。在历史编纂方面,通史著作大量出现,史家通史撰述的自觉意识较之唐代前期明显增强。而中晚唐时期史家重视通史体裁与其历史认识有关,当时许多史家和学者的史论体现出较强的通识意识,他们以贯通的整体思维看待历史的盛衰,强调古今之间的联系,试图从具体的古今社会演变中概括、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中晚唐史学通识思想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变革以及求通的学术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史学发展特点也对宋以后的通史撰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历史与心理分析:科学虚构质检》——米歇尔·德·赛尔脱

科学和幻想的组合就是历史:即过去回返到现在的表述当中。从更广义的角度上讲,这种科学和幻想的混合打破了“现在”和“过去”之间泾渭分明的状态,将史学建立成一种古今关系。

中职古代文学教学之我见

古代文学教学中处理古今关系应遵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和古今对话的原则,在把握古代文学真实面貌的基础上,让古代文学向当代社会开放,实现领会原典与回应现实的统一,使古代文学教学焕发出应有的生气和活力,赢得学生的兴趣。

清末民初音乐教育关键词研究

本文对清末民初的音乐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俞玉滋主编、张援副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进行研读,对清末民初的音乐教育所研究的问题有了基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