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

基于特殊的人文地理与政治地理观念,华夏先民确立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将与周边民族或地区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间关系的延伸,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和其他地区间的关系。中国曾试图将方国、郡县、羁縻等国内的地方统治模式推广到全东亚,至明清才最终形成了宗藩体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演进分为方国体系、郡县体系、羁縻体系与宗藩体系四种类型,标志着四个历史时期。

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古代东亚社会

二战结束以前,受皇国史观的控制,日本史学界的主流态势是基于军国主义分子宣扬的日本的"神国"性,强调日本国家、民族形成过程的独自性,而将日本历史作为东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广阔的东亚历史视域下研究日本社会发展史的研究者极少。二战结束后,受民主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并出于理性把握日本的历史和未来的目的,关于日本历史的发展形式,日本史学界打破以往的"独善"史观,开始较客观地阐释日本历史与古代东亚历史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是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环境影响下形成。

出土文献《论语》在古代东亚社会中的传播和接受

《论语》作为儒家学派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即已成书,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教材。其影响不仅在中国,还远及韩、日等东亚国家。20世纪以来,在中、韩、日等国均出土了《论语》简牍。本文以《论语》简牍为中心,考察古代东亚社会儒学普及和汉字的使用。特别是通过对从汉代以后到8世纪前后,中、韩、日东亚三国出土《论语》简牍的比较分析,提供理解东亚世界汉字以及儒教思想传播和接受的新视角。

古代东亚等级制的生成条件

本文以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藩属关系为案例,分析了古代东亚等级制生成的原因,深化了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等级制的理解。既有文献对古代东亚等级制生成的原因理解得不够全面。等级制的生成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大国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是重要的自变量之一,权力因素与文化因素缺一不可,且同时作用才构成了中国与周边小国之间较高等级关系(即藩属关系)生成的必要条件。本文以朝鲜半岛国家与明朝初年的关系为案例检验上述观点,明朝通过使用武力的方式阻止了朝鲜半岛国家与另一个政权北元之间过从甚密,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惩罚朝鲜半岛国家的不敬行为,同时通过儒家文化和礼制来使得自己的权威变得具有正当性。当然朝鲜选择成为明朝的藩属国也有自己的考量,即希望以此提高其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以及保证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合法性。由此,本文对于中国崛起与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启示是,中国应该'德威并重',在增加对周边国家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以提升对周边国家的权威与合法性;不提供安全保障的政策不利于中国的崛起。

古代東亞各國所見的大酺活動

歷代施政,能受人民以歡樂心情迎接者,爲數不多,或歷時不久。筆者歷思往事,以爲實施時間久,百姓實質受惠大,而無太大弊端者,蓋有三事:一曰鄉飲酒,二曰養老,三曰大酺。大酺一事,由朝廷允許百姓自由歡樂飲酒若干日。事自受人民歡迎,然自戰國晚葉趙國率先實施起,大盛於唐之高宗、則天兩朝,至宋朝猶見其尾聲,堪稱史上最受歡迎禮典之一。不僅此也,韓、日、越等東亞各國亦斷斷續續舉行大酺禮典,堪稱頗有意趣之活動,可惜學界多不甚注意。筆者以爲學界可研究之事本不爲少,且史上之佳話並非無有,故取歡樂之事研究之,似亦人生可爲之事,大酺活動不失爲其中一種。

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

自1945年以来,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和困难,这一变化使得崛起国与霸权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方式由此前的军事征服和霸权战争转变为通过结盟的形式给小国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以此换取小国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对自己的支持和追随。在霸权国不断巩固和扩大其盟友阵营,以挤压崛起国潜在盟友数量的情况下,崛起国能否成功崛起并最终赢得国际政治主导权的关键,在于它能否从霸权国手中争夺到追随自己的盟国。作者通过详细分析辽国与北宋争夺高丽以及后金与明朝争夺朝鲜这两个古代东亚的案例,对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究。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都表明,作为目前主流战略思想的利益交换策略,并不足以帮助崛起国争夺到小国。而包括威慑和胁迫在内的强制性策略的适当使用,更有可能实现这一目的。这种策略的核心是要让霸权国和小国分别意识到,它们阻挠和拒绝崛起国相关诉求所遭到的损失会大于它们不这样做时的损失。

“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

支配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基本原理是"角色原理"。这是一种与"单位平等原理"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它源于核心行为体亲属集团内角色的自然差别,对行为体行为的评价基于对角色的预期。适用于中国人人际关系三个圈子中的三种文化,即"亲人文化"、"熟人文化"和"生人文化"也同样作用于国际行为体之间。与"单位平等原理"相比,"角色原理"对行为体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并且内化这种原理基本不触及行为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是"天下"国际秩序及其原理得以高度内化的重要原因。

双重视野下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研究——在中外关系史与国际政治学之间

文章在评述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概念、区域、时段、范畴、性质与类型等问题进行了理论辨析,并对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理论方法和研究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一个兼及中外关系史与国际政治学的课题,对于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战略选择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在当前国际体系的理论框架下,充分发掘、吸取和借鉴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边疆史、民族史和军事史的研究成果,以实现理论方法的突破。

试论4-7世纪的朝鲜半岛与古代东亚国际政治

4-7世纪,由中国、朝鲜半岛各国以及日本构成的古代东亚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呈现一定程度的整体性,形成具有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的东亚国际政治格局,这和当时朝鲜半岛动荡的政治、军事局势有着直接的关系。朝鲜半岛问题是4-7世纪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题,不仅奠定了8世纪以后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和东亚国际政治的基础,而且和近代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乃至"大陆政策"存在渊源关系。

认识古代东方:评吉娜·巴勒思的《中国、朝鲜和日本:东亚文明的崛起》

本文通过评介巴勒思教授的《中国、朝鲜和日本:东亚文明的崛起》,试图阐释东亚文明一体化进程这一概念,说明九世纪早期以前东亚文明各系统的独立性。

朝贡体系维护了古代东亚和平

古代东亚的和平秩序以中国为中心,以朝贡体系为载体。这一体系以"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为上策,希望通过自身的富强昌盛感召"四夷",反对"疲中国而事外夷,所谓获虚名而受实祸",也反对"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其实质是东亚和平的历史形态。

对古代东亚朝贡体制的再思考

古代东亚朝贡体制所体现的"大一统"与"天下"观念妨碍了古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这一体制或华夷秩序并不以平等为基础,也并非完全依靠和平方式建立和维持,一旦有人挑战这种秩序,朝廷不惜使用武力,这与现代国际关系理念背道而驰。朝贡体制具有相当强烈的内向性,是帝制政府彰显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工具,朝廷希图彰显"万邦来朝"盛况以显示威力、渲染太平、满足虚荣心,但却严格控制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毁灭了中国海商一度取得的成就,从而使当时的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在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时却失去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一些理念和构想与实际运作中的朝贡体制之间有明显差距,不应夸大这一体制对中国今天对外关系实践与理论的借鉴意义。

“域外汉文音乐文献整理与研究”简介

温州大学王小盾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域外汉文音乐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2&ZD162),于2020年以免于鉴定的形式结项。最终成果形式为著作和论文,约500万字。子课题负责人:王皓、张志辉、崔静、张娇、刘盟。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古代东亚的汉文化圈是以使用汉字、崇尚儒学、施行礼乐制度为文化特征和价值标志的。

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中国皇权——以六朝时期为重点

中国的汉与六朝时期,日本和朝鲜都开始接受汉字、儒教、礼制,与中国一道构成了东亚世界。一方面,中国皇帝为巩固国内统治,需要利用周边民族的朝贡来提高自身权威;另一方面,由于倭国在从分裂走向统一及统一后不断与朝鲜半岛政权合纵连横的纷争中,为使自己处于优势位置,也有必要利用中国皇帝的权威。正是在这种利益关联的互动中,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此外,周边诸国为了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也接受了中国的价值观,特别是基于礼的文化。

朝贡的名实与朝贡之外的东亚——分类框架、案例举隅与研究建议

史学界提出的朝贡体系论近年间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质疑与批判,争论的焦点在于朝贡之"名"与"实"的差距,但超越朝贡体系论尚有许多基础工作亟待完成。为回答"朝贡关系的本质为何,其特征与机制是什么;古代东亚是否存在其他国际关系类型,它们的本质、特征与机制又是什么"等问题,本文以"等级"作为朝贡关系的核心原则,同时涵盖"名"与"实",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厘清朝贡关系的物质与观念特征,将其划为由各方面名实切合情况区分的不同形态;继而寻找朝贡之外^((1))的可能,通过分类法提出古代东亚五种关系类型的检验框架。借由将辽宋时期的东亚国际互动对照朝贡关系名实指标与五种关系类型,本文发现:随着权力转移,澶渊之盟后,体系两强间形成迥异于朝贡的平等关系,东亚体系整体呈现两极平等、双元朝贡的面貌。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基于对旧时代行为模式的案例研究,判断哪些过去的概念与事实在何种条件满足时,会在当代与未来局部再现。其理论意义则在于,以文献梳理、概念界定和案例检验明确朝贡关系的内容、边界与分析价值,并发现若干其他关系类型,为解构与超越朝贡体系论提供一个可用架构,在未来建立更普遍解释框架的工程中发挥一定的基础作用。

两宋时期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佛僧

两宋时期,东亚各国的国内、国际局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以隋唐帝国为核心的东亚格局也随之改变。这一时期,中国与高丽、日本等东亚诸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化。各国之间既有使节互访,也有僧侣往来和双边或多边贸易,以中外僧侣为主体的东亚佛教交流活动,是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佛教僧侣充当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角色,他们既是文化交流的主力军,也是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调节因素。

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之谜

战略透支的理论探究大多集中于国家过度扩张的实例,然而源于古代东亚的历史经验却展示了另一种情况,即从事过度的防御亦可引发战略透支。北宋和明朝都曾一度因其过度的防御努力陷入了损耗国家财政和资源的困境之中。为解释这种战略透支现象,作者探究“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国家战略行为不对称性的根源以及袭击者造就的成本陷阱,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国家在防御信条下陷入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袭击—持久”战略互动的根源是参与方具备不对称的机动能力和战略目的,而防御性持久战略无法成本可控地遏制进攻方的袭击。面对袭击战威胁,倘若国家在进攻行动惨败的影响下转向依赖防御性持久战略,并在互动中持续放大军事资源投入需要,则会陷于战略透支的困境。考察学界少有涉及的一类战略透支现象并探究其机制,有助于丰富战略透支理论和提炼必要的历史教益。

解构朝贡体系

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缺乏严谨的、系统化的理论。这一领域的经典范式还是19世纪之前就已在西方出现的朝贡体系。本文从提出关于朝贡体系这一范式的基本性问题出发,尝试指出挑战这一范式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从而希望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能超越朝贡体系的束缚,建立更加完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中日两国古代关系的性质与特征

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错综复杂,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无法用"友好"、"对立"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文明发展程度及实力对比是约束国家间关系的基础,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但国家统治者的政治判断和政策选择往往决定了事物并非一定按照直线发展。在古代中日关系的政策选择上,两国统治者都有过"误判"并在遭受挫折后进行了"纠错",因此中日古代关系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还是别的什么,而在于阐明不同历史环境下双方的政策选择推进还是倒退了两国关系,以资借鉴。

东亚和欧洲国际体系的历史比较与现实思考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为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提出了种种设想与战略。如何理解近日的国际社会,成为政治学的研究热点,无论是“国际新秩序”还是“文明的冲突”,均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体系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人们也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总体来看,由于世界一体化和多极化的趋势空前加强,世界系统研究的方法日益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所接受。同时,地区力量对比处于划时代的变更时期,地区研究的方法也成为一个有效途径。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部是基于历史演变对国际关系体系进行的反思与总结。本文试图结合使用历史的、地区的、系统的研究方法,对古代东亚、欧洲国际体系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