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亚洲的“中华亚洲秩序”及其地缘政治根源

古代中国凭借自身在东亚、东南亚、中亚等亚洲部分地区的强大实力与明显优势,通过军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非军事手段,逐渐与异域政权形成宗主—藩属关系,从而在亚洲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国际秩序,可称之为“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秉持“无限扩张主义”,尽力构建疆域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国际秩序,甚至全球国际秩序不同,是秉持“有限扩张主义”,在亚洲地区建立的“有限”的区域国际秩序。对于古代亚洲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应简单地从在西欧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及相关理论视角出发,而应回到古代中国与亚洲地区传统的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实际,构建具有中国乃至亚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揭示古代亚洲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特征。

“骏马出于水”母题在古代亚洲的流布——基于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古籍的考察

"骏马出于水"记述频见于古代亚洲诸多族群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通过考察古代汉文文献、波斯—阿拉伯文古典史地著作,乃至伊朗和操突厥语诸族群的史诗与民间文学中的有关内容,本文首先大致耙梳"骏马出于水"记述在古代亚洲诸地的分布,进而探讨类似记述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以及主要母题的流传轨迹。本文认为,在"借助水中奇马求骏马"传说的发生与流传上,中亚草原与绿洲文明结合部地区起到枢纽作用;古代东西亚间海路交通带来的长距离信息传播也促进了"骏马出于水"记述在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古籍中的流布。

浅论韩日两国雅乐研究现状

在古东亚地区共同的文化圈之中,东亚各国相互影响,通过吸收、融合、模仿、变革、发展与重塑(再创造)等过程形成了本国特有的文化艺术,通过吸收亚洲广大地区的乐舞文化而形成发展的日本雅乐较好地保留了古代的面貌。对日本雅乐及其相关的乐舞文化研究,可以突破日本这一狭小的区域空间概念,成为研究亚洲古代音乐的重要基石。这是因为在当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的中国古代乐舞文化在近代以后有相当一部分自身传承出现了断层,韩国也因在从古代向近现代过渡时备受坎坷而经历了传统乐舞文化传承上的中断与曲折。日本雅乐作为研究亚洲古代音乐的基础资料,其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本文以日本雅乐为重点,探讨韩日两国学界对其研究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