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影响

科举制度因其强大的社会功能,系统化、立体化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与变革。在宏观层面,科举制度为古代出版业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稳定的读者、作者队伍。在微观层面,科举制度促进了隋唐至明清中国出版组织的成熟、图书品种的丰富,以及出版技术和理论的提升。

试论佛经出版对古代出版的影响

古代佛经出版数量众多。本文从重视底本、组织严密、校勘精审、经生、经折装、雕版印刷的先行者等方面论述了佛经出版对古籍出版的影响。

我国古代出版业政府监管制度探析

古代出版业的政府监管包括"扬"和"抑"两个方面。"扬"体现在古代政府组织官方机构从事出版活动宣扬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思想;"抑"则体现在古代政府对不利于自己统治的出版活动实施禁止。

陕西对中国古代出版事业的贡献

研究陕西古代出版史,可以了解陕西地区的文化发展。陕西古代出版史是构成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追溯探讨自唐以迄晚明陕西地区在出版史上的八项开创性的贡献,对正确认识和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充实陕西乃至中国出版史的内容,都有所裨益。

浅析我国古代出版标准化意识

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事业中尚未形成专门的出版标准科学,但标准化意识已经渗透到图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并对保障图书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我国古代出版事业中图书出版管理和图书编辑环节中的标准化意识,发现我国古代出版事业中的标准化成果,鉴古励今,增强当代出版标准化事业信心。

“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视阈下社会政治制度对我国古代出版印刷技术创新发展的影响

本文将技术哲学的"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引入出版技术研究。通过分析图书文字起源及不同出版载体的产生、更迭,提出社会政治制度制约出版印刷技术创新发展;通过论述统治阶级对出版印刷技术的不同价值观及技术发明者不同身份地位,说明社会政治制度对出版印刷技术的推广使用有正负效应,进一步印证我国古代出版印刷技术创新发展的"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

论中国古代图书出版的热门选题

传统四部分类法中,经部中的儒家经典、字书、童蒙读物、韵书,史部中的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政书类以及史钞类,子部中的类书,集部中一些特定的总集等,因为直接或间接和文官考试选拔有关,成为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中最热门的选题。集部中的诗文别集、总集、词曲以及子部中的小说、艺术类等图书,则因为能够满足人们审美、娱乐、休闲需要,也是古代图书出版的热门选题。另外,子部中的医卜星相、实用类书以及经部中的讲授礼之用类图书因为关乎人们生活切实需要,也成为热门选题。

古代图书出版格局与传统文化

私人、官方和书坊三者构成了中国古代编辑出版事业的基本格局。“士”阶层是编辑著述的主体,以追求“不朽”作为编辑出版的理念;官方以编纂大型图书作为实施“文治”的标志;书坊出版物与市场需求有密切关系。三者相互补充,又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北京古代出版的兴起——从房山云居寺石经到《契丹藏》

北京最早的出版活动始于隋唐时期高僧静琬整理和雕刻石经,以辽代《契丹藏》的雕刻为标志,北京地区的出版正式兴起。本文结合文献记载,阐述了从南北朝几次灭佛运动带来的北京房山石经山石刻经版的源起、发展与雕刻佛经的传播,对后来的辽代雕版佛教经卷《契丹藏》的影响以及辽南京活跃图书贸易和辽南京书肆的经营,体现出辽南京城南北文化交流中心地带的历史地位,描画出了北京出版的初步发展。并且从同时期出土的文献与文物,可以看到,北京地区出版发展的起步及其发展水平与中原政权控制地域的图书出版起步基本保持相近的水准。

探析社会思潮和文学观念对古代图书出版的影响——以宋代词总集的编纂与流传为例

词至宋代达到全盛,但在当时出版技术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宋代词总集的编纂并未随之兴起,现存于世的宋代词总集寥寥无几。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是士人主导的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坊刻的先天不足、词坛主流观念的无形约束亦是不可忽视的两个因素。

唐代宫廷佛经出版考略--以敦煌写卷《妙法莲华经》为例

佛经抄写是唐代一项重要的出版活动,本文以武周时期抄写《妙法莲华经》为例,考略唐代写本出版的概貌。唐代佛经出版从机构、人员、复制、校勘、装帧、流通等各环节都对后世的出版积累了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是中国古代手抄图书发展的最高峰,又是雕版印刷的肇始,而唐代佛经抄写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有力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对于古代出版的发展影响深远。

北宋时期的出版统制与“进奏院案”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起颇为轰动的"进奏院案",主官苏舜钦因行为失当被削职为民。进奏院主管封建官报的编辑出版。统治者对进奏院官员有着严格的管控。这正是解读"进奏院案"的关键所在。

论冯梦龙的出版思想

冯梦龙作为晚明一个杰出的出版家,所出版的八十种左右的书籍中,包括了当时出版界所有热门选题,本文从分析其选题入手,尤其是通俗文学方面,揭示其编纂思想,发行手段以及他对于读者的分析与研究,认为他是个古代出版业发展至较高阶段后产生的文人出版家的典型。

中国古代图书中的启事式征稿广告

自宋代开始,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业者就利用图书作为广告媒介发布启事式征稿广告。宋元时期这类广告不仅含蓄,而且颇具营销机巧;明清时期则商业性更突出,而且征稿方法更为细致。对于征稿广告而言,以图书自身为广告媒介,不仅针对性更强,而且更有效,有助于图书的生产和销售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有关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出版史研究涉及出版活动的起源、出版业的产生和发展、早期出版物与书籍的关系或出版史与书史的关系、出版与纸和印刷的关系等等。研究和撰写出版史最要紧的是明确出版概念,向读者表明作者依据什么样的出版概念来写出版史。

中国古代图书国际贸易考述

通过文献调研,勾勒出中国古代图书国际贸易的概况,认为明清以前,中国古代图书在国际市场中最主要的消费者是日本人、朝鲜人和越南人;明清之后,西方传教士也大量购买中国图书。

商务版冯梦龙《古今小说》印行始末考--以王古鲁、张元济、朱经农诸人书札为史料

冯梦龙所编《古今小说》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集的代表作之一,其善本藏于日本。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始得利用学者王古鲁从日本摄取的明天许斋刊本照片,予以排印出版。根据留存下来的原始照片及往来信札,可知张元济、朱经农、王古鲁等人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其关于底本选择、版本校勘、不雅文字删节、缺字俗字补订等问题的探讨和处理,为古代小说学术整理提供了一次有益的实践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