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史学是世界两大最具活力、又独立发展的支脉。其共同的理念有: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可概括出,古代史学内在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史学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并走向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

论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叙事”

“叙事”作为一个史学理论范畴被提出来,在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对《史记》“叙事”之“善”的评论构成了一个有关史书叙事的概念群:“善叙事”成为“良史之才”的重要标准;“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成为史书叙事的原则;在历史叙述中揭示事物发展变化之理成为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优良传统。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刘知幾《史通·叙事》篇标志着“叙事”作为史学理论问题被正式提出。当前,中国学界运用的“叙事”一词,主要来源于对英文单词narrative的翻译,其中蕴含的西方叙事学或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理论背景,在解释中国叙事经验时不免显示出局限性。因此,中国史学应当而且有责任突显自身的叙事传统、风格和话语,而对于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与理论成就的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也是加快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重要一环。

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历代史家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为了推进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求真"与"致用"问题的思考,以期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我们邀请了六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见解。许殿才认为,"求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根本要求,而"致用"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动机,二者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汪高鑫认为,汉代史学"求真"与"致用"的思想倾向不尽相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与班固的"宣汉"意识,便是代表了汉代史学思潮的两种取向。李传印认为,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经世致用呈现出了重视人生价值、资政鉴戒和社会教化的特点,然而政治对史学的过分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曲笔泛滥。牛润珍认为,从唐初贞观君臣论政来看,史鉴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真、史鉴、致用是一个有机的联系。罗炳良认为,宋元义理史学有讲究"求真"的一面,能够适当处理议论褒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注意把握"致用"与"求真"的相互制衡维度。周文玖认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学者们立场鲜明地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力反明末的空疏学风,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以上刊出他们的具体论述,期望学界参与讨论。

关于西方古代史学“实质主义”的思考

英国著名哲学家柯林伍德的substantialism之substance,是古希腊哲学重要范畴ousia的英译,substance中译作实质。此两种译法均没有完整地表达ousia的原义。substance表达的是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ousia是载体之意,而没有表达《形而上学》中ousia是形式的意思。substance译作实质,却超出了substance原义,而与ousia是形式有某些相合之处。本文乃采用中译名,遵循的是中文表述传统中的"名约"规则。柯林伍德的"实质主义"说,对西方古代史学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柯林伍德仅提出此说,而没有用文字表述其全部的论证思路,所以在理解上有相当大的困难。要较好地理解实质主义涵义,应将此说有争议之范畴与主要范畴ousia联系起来思考,对柯林伍德有关实质主义的说法作出综合分析,并将理解中存在的问题置于其说之理论基础古希腊本体论和认识论中加以考察。所以,本文对实质主义的理解,不可能完全重现柯林伍德的原意,而只是对其说的一种诠释。

中国古代史学的政治史传统

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史,不论在记载人物、事件还是典章制度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并形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史结构。其形成和延续的原因有三: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显著、最重要的现象;政府管理史学;以史为政价值观念的支配。

论中西方古代史学的差异及其特征

本文探讨中国与西方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差异。认为:中国史学从萌芽时起就是以“王官之学”的面目出现的,编纂史书、撰写实录几乎一直受到朝廷的严密控制;在西方,史学则萌芽于古希腊的民间诗人和纪事家,基本上可称为“私学”。这种不同的萌芽与开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中西方古代史学的发展模式及其价值取向。由于中国史学完全是为巩固封建王朝的挽治秩序服务的,因此具有明显的褒眨惩劝、资治垂训的封建伦理化倾向,过分强调“直书”和“实录”而缺少理性的思索和分析。而西方史学则更多地表现出“求真”和“探索”精神,注意对历史事件本质的揭示和规律性的认识,从而使古老的历史学有可能发展成为历史科学。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理念的演变

求真是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求真理念呈现出不断发展与变化的态势。先秦是中国古代史学求真理念的产生时期,直书成为当时史官记事和史家修史所普遍尊奉的原则。两汉史学普遍推崇实录精神,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和荀悦《汉纪》皆是实录的典范之作,《汉书》首次明确提出了“实录”的思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求真理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史料搜集与考辨、史文表述、史书笔法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求真理论和方法。宋元明清史学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史学求真理念的同时,重视史实考证的学术风气蔚然成风。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即是史家不断追求史实之真的历史。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萌芽与发展概说——从原始到唐代的刘知几

一般认为,中国史学批评始于唐代刘知几《史通》。如杨东纯著《中国学术讲活》说:“刘知几是中国史学批评的初祖。”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史通》不是“横空出世”的,在它之前,古代史学批评曾经有过漫长的萌芽与发展时期。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以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人们反思、评析史学家们的史学活动、史学成果为研究对象;从春秋时期开始,到清朝中叶,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活动经历了两千五六百年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前后衔接、上下贯通的七个阶段,以揭示其发生、发展、兴盛、拓展和高峰等阶段性特点;每个阶段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史学批评家,撰写了大量的史学批评著作,创造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和观念,为形成中国史学传统话语体系,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爬梳并分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中提出的重要问题,阐发它在沟通史学与社会的联系、史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以及史学理论的积累、生成和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史学批评史上有关的概念、观念作出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可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学科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扎实的文献根据和深刻的理论指导。

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史才”的不同概念 ,认为“史才”在中国古代具有三种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 ,即史学主体综合素质之一 (修史的才能 )、史学主体的综合素质 (才、学、识、德 )、史学主体 (史学人才 )。由于“史才”最基本的含义是修史才能 ,为史学工作者职业身份确定的标志 ,因此它也成为包括史学“三长”及“史德”在内的史学主体综合素质的代称 ,并进而指代史学主体本身。从“史才”概念出发 ,弄清其不同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有助于加深对古代史学主体素质理论的认识和探讨。

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一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旨在探讨天人关系,将天道与人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特点;二是"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旨在探讨古今关系,在贯通古今的过程中审视历史的盛衰之变;三是"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力求史学认识要见解独到,史书编纂能发凡起例;四是"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强调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作出借鉴;五是"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要求既要追求史实之真以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又要追求道义之真以维护社会与政治伦理,而史实之真必须服从于道义之真。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在史学批评中认识史学——试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路径

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早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为后世史学批评的发展积累了思想资料,并初步奠定了史学批评发展的三条路径:一是对史家素养及职责的认识,二是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三是对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认识。揭示、梳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路径,从中总结出一些略带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明确前人所论必有其传承,今人研究也自有其渊源,希望推进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研究。

《左传》在古代史学上的地位

《左传》在古代史学上的地位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左传》是我国先秦时代一部极宝贵的文化典籍。以在学者较多地从训估、考证、成书年代及史料来源等项研究，而关于它在古代史学上的地位似尚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初具规模、体例颇为精严的史书...

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与民族精神——兼谈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近代化是具有自己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有特定的内涵,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各个流派史家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经历不同的途径,治史上有自己的特色。在曲折发展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应当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遗产。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揭示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主题

论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主题屈小强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史典籍一以贯穿着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主题。这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去把握。一、大一统的历史观大一统的历史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融合。中国走向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大一统的历史观，也有一个发...

二十四史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主体地位

二十四史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历史的进程,是我国公认的古代史学的主体。二十四史的内容涵盖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更是其他多部史书参考的蓝本。因此,一切涉及中华文明的研究都应该对二十四史给予关注和重视。

瞿林东先生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

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从宏观角度提炼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具体涉及到史学批评的概念、目的、标准及方法、作用等。其《中国史学史纲》从微观角度对自唐迄清的史学批评进行了深入探究。瞿林东先生对史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学界史学批评研究的发展。

探索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源头

2020年,瞿林东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有幸参加了这部著作的撰写工作,负责第一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对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一些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这里,就探索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源头问题,谈几点认识。

《左传》为古代史学树立的范例

《左传》为古代史学树立的范例陈其泰通观先秦史学的发展，从《春秋》到《左传》，实是经历了由只具历史著作的雏形到出现内容丰富翔实的著作这样巨大的飞跃。《春秋》虽然开创了私人著史的传统，并第一次用＂史义＂来统帅＂史事＂、＂史文＂，因而影响深远，但它记载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