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法官司法智慧研究——古代司法文化的现代审视

司法智慧的运用体现了一国法律实际运作状况。清代优秀法官综合运用法律技巧、社会知识、文化知识断案,这是其司法智慧的体现。这些司法智慧得以形成,受到客观条件、主观条件、社会条件以及司法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今日社会也需要司法智慧运用,古代经验为我们今天司法智慧运用、司法人才培养模式、司法水平提高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启示。

略论中国古代司法推理

中国古代的法律推理分析,是指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并被运用到司法实践中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辨证推理等形式。这种司法推理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司法"的现象大量存在,忽视法律程序的风气比较严重,迷信色彩没有完全消退。形成这些局限性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司法推理由于缺乏相对发达的逻辑学知识背景,和相对完备的法律规范被制定出来的立法条件,仅仅具有司法的工具性质,从而长期陷入到"人治"的环境中无力自拔。

试论中国古代司法文书的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司法文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萌发于奴隶社会的上古三代,经过春秋战国的演化,初步形成于封建社会的秦、汉时期;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整理、总结,至唐、宋时期出现了“名家辈出、名篇如云”的繁荣局面;之后,曾衰败于元代,最后发展成熟于明清两代。

中国古代司法腐败的防治机制及其启示

司法腐败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古代统治者为了对之予以防治,不但建立和完善了包括官吏的选任、职务责任、国家监察在内的各种制度及法律,而且还形成了一整套使官吏成为道德模范的思想教化体系。然而这一切看似面面俱到,却并未能真正解决司法腐败的问题,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面对当今社会日益弥漫的司法腐败现象,如果我们期望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到根治的良方,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修辞方法与启示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中的修辞不是法官故意炫耀的文学技巧,而是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和寻求合理性判决的方法。以修辞作为司法判决的说理方法是法官的理性选择,修辞方法在实现司法功能时并未让法律陷入不确定性之中。法律修辞是法律人在充满价值冲突的具体案件中作出合理法律判断的重要法律方法,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蕴含着人文主义的修辞方法应当被重新记起。

科举制与中国古代司法

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决定了科举制也是一项遴选司法官吏的制度。由于一直以来人们偏重"进士"科,使主要选拔法律人才的明法科日渐式微且终被废除,所以科举制加剧了古代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的倾向,造成了司法官员法律素质普遍低下,在清代由刑名幕友把持司法的局面。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变法、维新、预备立宪等都要求对科举选官制度进行变革。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终结了以依附行政为特征的传统司法体制,新学校尤其是法政学堂的兴盛则为近代司法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举偏科及其对古代司法影响研究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以分"科"举人为特征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贤能治国、精英统治思想的影响及官府有意识的引导,致使人们从科举创制以来就产生了偏重进士科的"偏科"现象,在进士科一科独重的阴影下,主要以选拔法律人才为主的明法科逐渐式微且终被废除。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决定了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在日常工作中要承担重要的司法职能,而科举的偏科取士则加剧了古代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的倾向,造成了司法官员法律素质普遍低下,在清代则几乎完全由刑名幕友把持司法的局面。在司法与行政相分离、法律与道德有分殊的当代,"偏科"则为选拔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所必需,只是"偏"的方向已侧重于应试者对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这也是司法考试日益成为法律人的"抡才大典"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司法修辞的合理性及启示

修辞术的产生与司法活动紧密相关,修辞方法使用的领域、目标、言说背景与司法判决具有相通性,故中国古代判词中大量运用修辞有其必然性。立足于当时历史背景,古代判决运用修辞具有合理性,从表层看来有利于强化司法权威、促进听众理解、加大论证力度、实现合理判决;从深层看来有利于实现司法权威正当化、降低说服成本、促进社会和谐、形成"法官共同体"认同。对古代判词的修辞方法应批判地继承,借鉴其精华以提高现代判决书修辞水平,更好地促进现代司法文明进步。

古代司法文明的人文关怀:法、理、情的联通

中国古代司法不仅要求援法断罪,而且提倡法、理、情三者的联通,这是古代司法文明的重要表征。它源于中国的国情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是司法经验的理性总结,为世界司法制度史上所少有。法、理、情的相互关系汉时礼法合流,礼主刑辅成为国家法制的指导原则,以致纲常之礼被视为最重要的道理。至宋代,纲常之礼被渲染为'天理',而在纲常入律以后,使得天理与国法相通,从而增加了法的权威性。明清时期,随着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

中国古代司法职业伦理研究——从现实问题到历史镜鉴

中国古代的司法职业伦理,主要表现为对司法职位和司法角色的伦理要求,既包括司法职位作为具体机构所要求的外在伦理维度,也包含从事司法工作作为特殊群体所要求的内在伦理维度。司法职位伦理体现于入仕选官、考核考课、司法回避以及司法责任等制度中,司法角色伦理则分别从伦理道德的原则性标准和具体行为标准对司法官吏作出要求,并对典型司法官员的个体角色伦理进行了渲染。以古代司法职业伦理为镜鉴,现代司法职业伦理需在有效区分司法职位伦理与司法角色伦理基础上,重视司法角色伦理的培养;加快司法权的“去行政化”,形成专门的司法职业意识;凸显司法职业伦理的“职业化”,明晰具体的适用界限;确保司法职业伦理具有实践性,表现出可操作性、约束性和有效性。

中国古代司法的三大传统及其对当代的影响

司法改革为近年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努力寻找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正确路径。本刊与河南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以“中国法律传统与当代司法改革”为题的讨论,旨在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法制建设有所启示与借鉴。

论中国古代司法语体规范化问题——以历代判词为中心

语言的规范化,是以语言的选择为前提的。中国古代法司法语言的规范化,是以语体的规范化为前提条件的。对于古代司法语体规范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它们所依附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官箴文化:中国古代司法领域的道德治理

官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政治、法律、道德融为一体的文化现象,在国家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官箴所强调的“清慎勤”基本精神和原则、要求,与司法领域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要求是一致的,在保障公正司法、恤民慎刑以及高效司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儒家思想对古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影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深深地渗透于历朝历代的司法制度之中,中华法系也不可避免地打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道德伦理、三纲五常、中庸之道指引世人行为的同时,也作用于古代的立法、司法活动之中,形成了一段极具特色的历史。纵观古代司法史,儒家思想可谓无处不在。它不仅仅给人以精神指导,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更是被统治者将其中的经义与理论精神糅合进司法活动的方方面面。

论官箴文化对古代司法审判工作的影响

中国传统官箴文化,历经四千多年的演变及发展,成为中国司法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古代司法审判工作产生深远影响。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司法实践来看,官箴文化对司法审判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司法官品行的塑造、对司法审判理念的奉行及对司法审判经验的总结这三个方面。我们关注官箴文化历史厚重感的同时,更不能忽略其局限性。对于传统官箴文化,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其融入到当代司法文化体系中,为我国司法改革事业服务。

试论中国古代司法的判决依据

关于中国古代司法判决及其实践早已为中外学者所关注,其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且迄今仍争论不休。有些学者以不同朝代的材料为蓝本,对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依据问题进行了深浅不一的论述;有些学者着眼于中国古代司法裁判的整体风格,对古代司法判决的依据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文章对该学术问题的重要观点进行详细的梳理,将其分为三类进行陈述,并对其进行正反解析,得出了情理是中国古代判决重要依据的论断。

中国古代司法监察制度的演进及史鉴价值

司法是重要的国家职能活动,司法的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身家性命,也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可谓'上关天和,下系民命'。因此,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国家监察系统的建构,以全方位实现对司法活动的监察。中国古代司法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核心内容。

云南古代司法监察制度述略

云南古代司法监察制度述略木芹一、土流分治下的云南司法监察制度（汉晋时期）秦时，常通五尺道，在西南夷地区曾开始设官分治，但仅十来年秦就灭亡了，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西汉封建国家自武帝即位之后，开始经营西南夷，如遣唐蒙从宜宾至贵州修南夷道，又派司马相如从成都...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精神探析

中国古代司法总体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下司法活动作历史的考量,再现了古代司法的特定语境,演绎出司法活动的两大特点:一种情怀,任意不任法;一种悖论,锻炼成狱。封建统治者在处理法有明文规定案件时,往往基于诸多律外因素作所谓“衡平”处理,任意罗织罪名,文致于法,这种情况几乎存续于整个封建社会,是中国法律文化下的特定生成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