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吏治腐败的哲学反思——基于中国古代吏治腐败现象、成因与现代转换的理性审视

中国古代吏治既有积极的一面,亦有其消极的一面。古代吏治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为卖官鬻爵、贪污腐败与收受贿赂、巧取豪夺。造成中国古代吏治腐败的祸源在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金字塔式的封建官僚等级乃古代吏治腐败践行的途径;封建法律制度的存在是古代吏治腐败的庇护伞;裁判员与运动员同为一人乃吏治腐败产生之温床。从古代吏治腐败所引发哲学反思即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实现古代吏治的现实超越与现代转换。

民本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吏治文化特征

民本主义思想萌芽于西周初期,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自秦汉后逐步形成,对我国古代吏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如下特征:有德者应"以民为本"、"爱民"、"亲民",重用道德标准选拔、规范、要求、考核官员;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官员行为,形成了依法对官员进行选拔、任用、奖惩、考核等管理制度;较早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对官员实施监督、监控的监察制度和上书制度;很早形成了上诉制、直诉制,注意利用地方上的宗族和长辈力量限制、牵制和监督官员。

古代吏治得失对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吏治经验,如坚持尚贤使能、知人善任的用人思想,秉持为政以德、修身正己的从政道德,注重基层从政磨砺的选人路径,树立以民为本、重民爱民的民本观念。同时,也要高度警惕古代吏治中的不良倾向,如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官本位思想,拉山头、结帮派、搞团团伙伙的圈子文化,任人唯亲、近亲繁殖、以人划线的用人路线,论资排辈、先来后到、平衡照顾的选才方式,尸位素餐、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的官场哲学。这启示我们,建设新时代高素质干部队伍,应坚持以理论武装固本培元,以公正用人树立导向,以正风肃纪激浊扬清,以立规明矩强化约束。

超越传统——现代化进程中古代吏治文化借鉴之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古代吏治文化的借鉴分析,就是对中国古代吏治文化的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吏治文化内容博大而精深,其吏治思想、官吏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监督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少可资批判性借鉴之处。结合时代特征,立足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批判地继承古代吏治思想,掘取其合理内核,抹去其历史的尘垢,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以及加强干部廉政建设等,都是大有裨益的。

任人唯贤:中国古代吏治的精髓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孔子家语》记载,鲁哀公问政,孔子回答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文王、武王的王道主张,修己治人的方略,在典籍史册之中均有记录。然而文献虽存,尚赖仁君贤臣来推行。若有能行之人,则有其政;若无能行之人,则无其政。这正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中国古代抚恤制度与思考

历代的抚恤被称为"恤典",是国家对在职文武官吏及胥吏兵丁因公或因私死伤的救济和抚慰,也包括退休的官员。历代根据不同情况和官吏等级,采用不同的抚恤方法,乃是职官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抚恤制度涉及死事、伤残、救济抚慰,以及抚恤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死事有殉职、战死、在职身亡等区别,伤残有重伤、轻伤的认定,救济抚慰有一次、多次、终其身、安其后等办法,抚恤管理有抚恤等级确定、抚恤金发放、受抚恤人员父母妻儿安置、抚恤对象的监督等方面制度。古代抚恤制度的实施,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死伤抚恤,而且是激励与安抚在职人员尽忠职守,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相结合,导致历代抚恤制度不能正常实行,非但不能慰死抚伤,还有可能导致整个政治制度运转不灵,使更多的人不能与朝廷同心同德。

准确把握“贤”的时代内涵

“尚贤者,政之本也。”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强盛不衰;伟大的事业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根本在于选人才、用良将。任人唯贤、选贤任能,既是中国文化哲学的精髓、古代吏治的要道,也是我们党选人用人始终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

古代官员的成事之道

唐代侍御史马周曾对太宗李世民说:"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意思是说,地方百姓能否安乐,取决于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员能否真正勤国之事、解民之忧。官员能不能干成事,不仅关系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关系国家发展和百姓安乐。因此,历代官员和统治者都对此高度重视。纵观中国古代吏治实践,官员能够"干成事"主要取决于个人、国家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