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历史阐释方式与历史观念

中国古代咏史诗可以归纳为感史诗、述史诗和议史诗这三种主要类型,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阐释方式。感史诗更多依赖直观感悟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咏叹历史,侧重对历史的整体渲染和直觉判断;述史诗主要以一种克制隐忍的目光来捕捉历史、剪辑历史,委婉地传达诗人的复杂历史情绪;议史诗主要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来剖析历史、解读历史,惯于对具体的历史细节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反思。这三种咏史诗的历史阐释方式彼此相互纠结缠绕,体现出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历史的复杂情绪和在历史观念上的矛盾与思想冲突,即在历史认知观上的"历史可知观"和"历史不可知观"的矛盾、在历史范畴观上的"历史有限观"和"历史无穷观"的争议、在历史本质观上的"史理本质观"和"史情本质观"的分歧。

补研究之不足 启研究之新境——读赵望秦、张焕玲《古代咏史诗通论》

赵望秦、张焕玲《中国古代咏史诗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为当前咏史诗史研究领域提供了第一个完整的文本,弥补了此前这一领域缺少完整意义上的通史文本的不足,这对于改变咏史诗与咏史诗史研究领域只重宋以前而忽略元明清的研究格局的改观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通论》对于咏史诗与蒙学以及平话、演义小说等通俗文学之间关系的考察对当前的咏史诗研究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此外,《通论》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清和把握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全貌与规律,亦是不可或缺的。

兴壮志难酬之叹 抒家国黍离之悲——古代咏史诗文化内涵浅谈

咏史诗是诗,又是诗化的史论,既反映了诗人的历史观,又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感慨。咏史诗产生很早,《诗经》中的许多篇目已初具咏史诗的雏形,如我们熟知的《王风·黍离》。《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

古代咏史诗佳作运思艺术管窥

咏史诗是古代诗歌中一个不小的类，中晚唐以后作家作品越来越多。写咏史诗既要有诗才，更要有史识，两者兼具才能写出好的咏史诗。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读史诗无新义，便成《廿一史弹词》；虽着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袁枚这里所称的“新义”，指的就是不同于常人的史识，而“隽永之味”指的就是诗才。

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

咏史诗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朱鹤龄阐发释道源对商隐诗“推原其志义，可以鼓吹少陵”（钱谦益《有学集》卷十五《李义山诗集序》引道源语）的评价，这样写道：

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历史阐释方式与历史观念

李真瑜、常楠在《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现存最早的咏史诗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之手，这首最早的文人咏史诗质木无文，但标志着中国古代文人个体主观历史观念的正式确立。魏晋南北朝是咏史诗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文学自觉”、“个性解放”的整体文化氛围之下，咏史诗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成熟完善并走向了最高峰。唐代咏史诗发展趋于缓慢平庸。

诗与史的互文:咏史诗事境的生成

叙事性是咏史诗的一种基本属性,咏史诗所构筑的诗境实为一种事境,事境分析是对咏史诗进行全新阐释的可行途径。咏史诗事境的生成,以诗、史之间强大而深广的互文性为基础。诗、史的同质互文能为咏史诗事境的形成提供必要支持,异质互文则使咏史诗有别于历史记载、真正构筑自己的独特事境。古代咏史诗对诗、史互文性的充分利用,可以极大限度地实现叙事性的激活和衍生,生成咏史诗的诗歌事境,构筑咏史诗独到的表达方式。

错把地名当节名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古代咏史诗精选点评》一书中收有唐朝李山甫的《上元怀古》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