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

1970年代以来,大批简帛书籍的陆续出土,为丰富和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提供了资料与条件,促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史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简帛佚籍的发现对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使一些古书的可信性得到基本认可;第二,可使一些古籍的属性和成书时代得到大致的确认;第三,可使许多学术著作的价值得到新的、进一步的认识;第四,可对古代时期的学术源流作出新的判断;第五,可以重新为战国时期某一诸侯国进行学术史定位。在中国历史上,新学问的产生都源于新发现,"重写学术史"正是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而提出来的。我们正处在一个不断有大发现和新发现的时代,面对更新、更多、更重要的历史典籍的出土,中国古代学术史已有条件得到重新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很可能要出现新的繁荣局面。

关于中国古代学术史写法的思考

考察中国古代学术实际状况以及部分学者编写的学术史可知:古代学术,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所有经过职业学者精密加工制作的系统精神文化产品,主线是社会科学里的儒、道思想和史学。用改进了的编年体,即用有"总论"、"分论"、"附录图表"和"索引"的编年体写学术史,能较好反映古代学术的实际发展变化。编写学术史,在突出各段学术主体特点的同时,要更多关注非名家学者,对他们可以群体为单位进行研究。学术史要注意当代性,要有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学术创作的关注。另外,还必须注意学术发展的主线、材料的真实性、理论概括和现实指导性等方面。

经学传统下的《左传》学研究

《左传》是中国最早且又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著作。《左传》于战国时期一经写定,即在三晋一带流传。汉唐学者对《左传》的训诂与疏解、宋代学者对《左传》怀疑批判与解释方法的创新、元明时期《左传》研究的迟滞与徘徊不前、清代前期学术界对《左传》集大成的整理研究、晚清时期《左传》研究中义理之学重新崛起,呈现出经学传统下《左传》学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左传》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干扰,但《左传》的学术价值在不断的学术探讨中被重新发现并日渐受到重视,《左传》研究水平在学术批判继承中不断提高。

古史研究发展趋势的几个问题

关于八、九十年代中历史科学发展情况的比较,是一个不太好谈的题目。因为据我的感受,至少在古史研究范围内,这个发展的总的线索还是连续性的。虽然其中不能说没有一些变化,但要作出确切的评论并不是非常容易,而且恐怕还为时过早。不过我倒赞成把整个八、九十年代的古史研究作为一个单位来加以回顾,从这个角度来说。

王弼本《老子》讹误之“典型案例”献疑——与尹振环先生商讨

《文献》杂志2002年2期发表了尹振环先生的文章:《王弼本<老子>绝非权威本——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的典型案例》,笔者认为作者在文章中所指出的王弼本的“讹误”之处多为臆断,是不能成立的。

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清代秦蕙田历经三十八年，完成了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礼学巨著——《五礼通考》。其编撰有资料丰厚、工作扎实、集思广益三个显著特点。《五礼通考》在资料汇集、体系建立、具体论证等方面都能博采众长，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礼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