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巴蜀才女现象的文化透视

晚唐五代以来"蜀女多才"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古代巴蜀不乏与男性比肩的女才子、女作家,她们在政治、军事、管理、文学等方面具有卓越的成就,展现了巴蜀才女的绝世风采。然而,一个地区才女的大量出现是多方面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对于巴蜀地区而言,神话意识、地理环境意识对于巴蜀才女文化的影响尤其突出。

古代巴蜀地区的巨石文化

远古时代的巨石文化遗迹在成都附近和安宁河谷较为集中。本文较系统地考证了成都市天涯石街、大石路、支矶石街、石室巷、石笋街、五块石等与巨石文化有关历史地名、传说和遗迹，并介绍了安宁河流域及巴蜀地区其它巨石文化遗迹。

古代巴蜀中医药家及医籍整理与挖掘研究

目的厘清巴蜀中医药学术渊源、学术流派及学术特色、成就,为相关数据库建立及数据挖掘模式研究提供系统来源。方法以巴蜀中医药古籍文献资源为样本,整理1911年以前巴蜀中医药家的相关信息和医籍建立数据库。结果共纳入古代巴蜀1068位中医药家,清代973位,行医地域从绵阳一带至成都地区,明、清时延及今四川、重庆大部分地区。共著医籍1063部,清代1002部,存71部;学术特色自涪翁以针灸、诊法闻名,历经唐宋养生、方药的成熟,直至明清临床内、外等分科的细化。结论巴蜀医药源远流长,人才辈出,为后人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提供了精辟的理论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古代巴蜀典籍的编纂及特色

早在汉代,巴蜀地区就开始有了图书的编纂活动,"自古巴蜀出文宗",在巴蜀漫长的历史中不仅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诗人,而且也出现了一大批在中国编辑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编辑家。本文第一次从编辑史的视角对古代巴蜀的编辑活动及特色进行了梳理。

“阆中引力”:政区地位变迁对蜀官道走向的影响——兼论巴蜀古代交通路线空间变化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明清时期,金牛道南段驿路主线、支线曾发生过两次地位位移。从明洪武中开始,原为险远支线的利、阆、梓东线一跃成为驿路主线,称为“东驿道”。但是,东线始终有路程险远的劣势,最终在清康熙二十九年重新沦为支线。东线在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局部也有路线变迁和不同类型驿路选择。这些细节在历史记忆中却常被遗忘或混乱。在历史上,阆中的地位一度相当显要,特别是从明代开始,保宁府成为分巡川北道之治地,清初一度成为四川省会治地,对明清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巨大;而原来主线的绵州,在明代分属成都府管辖,地位大为下降。正是这种政区地位变迁而带来的“阆中引力”,促成了金牛道南段主、支线的易位。从古代巴蜀交通路线空间变化差异上来看,可以分成通道的地位易位、通道路线大区间改道、通道路线小区间改道三种类型。影响传统交通路线空间变化的因素,大致有政治经济格局、道路险远度、修路技术和财力投入几种,但在不同的交通路线空间变化类型上,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

试论宋代巴蜀方言与现代四川方言的关系——兼谈文献考证的一个重要功用:追寻失落的方言

学术界对四川方言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以宋代为终点的古代巴蜀方言史和以元代为起点的近现代西南官话史两个时段。将前后两时段的方言特色词与语音特征加以比较,旁证宋元四川地方社会变迁史,可以论定宋代以前的巴蜀方言和元以后的西南官话不是同一来源。宋代巴蜀方言在历史上已经失落,但在文献中得到某些保存。通过文献考证可以发掘宋代巴蜀方言的部分语音特征与词汇,追寻已经失落的方言。可见,文献考证是研究历史方言的重要方法。

竹蜜与竹虫

古代巴蜀所产竹蜜天下称奇。竹蜜是一种生长在野竹节中的一种草黑蜂——竹蜂所产。《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七说:“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结窠,窠大如鸡子。有蒂,长尺许。窠与蜜并绀色可爱,甘倍于常蜜。”竹蜜是竹蜂用以喂养幼虫的;但从段成式所云竹蜜“甘倍于常蜜”来看,唐代巴蜀人民已经懂得采集竹蜜以充药用或饮食了。其实,竹蜂的幼虫——竹虫也可充作佳肴。今天云南傣族人民就常在农历九月、十月采集此虫,用盐水浸泡后,再用油炸熟,拌酸醋而食,或加以鸡蛋炒食。在当今已无温饱之虞的云南竹乡尚且对竹虫饶有兴趣,那么,想必生活窘迫的古巴蜀人(包括其原始先民)不至于对可充作佳肴美馔的竹虫置若罔闻,竟生生放过吧?

巴蜀香茗与茶文化

中国饮茶始于秦汉,起源于巴蜀。到唐宋时期,巴蜀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达到极高的水平。巴蜀作为茶文化诞生地,对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茶文化作出了崇高贡献。

巴与蜀的蛇、象探讨

《山海经》与《楚辞》有“巴蛇食象”或“吞象”的传说,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古代巴、蜀在农业生产方面都是栽种水稻为主,文化习俗相同,在崇尚与观念方面也是相互渗透。譬如古代巴人崇虎、崇蛇,将虎与蛇作为族群的标识;古蜀先民崇鸟,崇拜龙、蛇,对虎也有敬崇之心,并对大象有特殊的崇奉之情。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对此就给予了充分的揭示。巴与蜀关系密切,但也常闹矛盾,有时候还要发生战争。由此可知“巴蛇食象”或“吞象”,比喻的便是巴、蜀相争。正是由于蛇、象之争,从而为秦朝统一巴、蜀提供了机会。

昭通——蜀王杜宇的发祥地

以《蜀王本纪》等文献资料联系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物来探讨古蜀国史。从而论证昭通是蜀王杜宇的发祥地 ,蜀王杜宇是从昭通走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