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从古今学者对孟学的不同定性谈起

古人均视孟学为治国之学,而非今人所认为的哲学。孟子虽有哲学思想,但其核心只是要求恢复井田制“,劳力者”得其食“,劳心者”得世禄,如此而已。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均显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起源于黄帝古城时代,大体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同源,旨在治国富民,亦让治国君子合理获取有限私利。经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发展,春秋时代晚期周朝王官最终将九代的“先王陈迹”定型为六经文本,从而最终形成古人所谓的“先王之道”,今人所谓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之交,孔子师徒祖孙,将六经理论发展为仁学和礼学,从而形成董仲舒所言的“新王之道”。战国诸子细化和分化了先王之道和新王之道,形成百家争鸣的子学。汉至清代的学者反复阐释上述先秦经典,形成经学。总之先王之道、新王之道、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虽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本质均为治国富民之学,这才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这一理论特质经久不变,主要与中国地理气候、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有关,也与古代君子的聪明智慧有关,自有其历史发展逻辑。

现代知识体系视野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之处刍议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通性和契合性这一命题。从现代知识体系视角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朴素唯物论、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思想、人性论等哲学思想;有民本思想、仁政思想、反专制思想等政治思想;有无神论、社会道统、义利之辩等文化观念。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通性、契合性,它们对更好认识近现代中国为何选择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当下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研究价值。

从三篇《原道》对“道”的不同阐释看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历史演进

刘勰、韩愈、章学诚都著有名为《原道》的文章,他们对“道”的内涵分别作了各具时代特色的阐 释和发挥,所“原”之“道”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差异。对这种差异的探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中国 古代文化思想的演进轨迹,并揭示其中蕴含的某种丈化意味。

古代文化思想“时”、“位”合论

“时”与“位”,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里,意蕴丰富,互相发明。本文略陈己见。一、时经验世界里的事物,从无机到有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有一个由生长而发展而持续而衰老两死亡的过程。但是,如果超越有限的时空,从宇宙整体着眼,循依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思考,则世间的事物无所谓生,无所谓存,无所谓灭,一切都是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这种嬗变过程,如环圆转,纯粹绵延,永不间断,赓续无垠。西方哲学家柏格森称这纯粹的绵延为时间。但在中国文化思想传统里,舍弃开殊相的运动与变化,专对“时”作形而上思考的哲学家很少,更多的是依傍着现实的事物去谈论它。在古人看来,“岁,时、

论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整体背景下的《人间词话》之“隔”

王国维可谓是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奠基人之一,他将中西方文学理论进行结合,提出了一系列优秀的论断。但是,由于中西文学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所以,王国维对一些不符合西方“纯文学”观念的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作品提出了批评,如其《人间词话》中将一些使用典故、含有寄托的词作评判为“隔”词,产生了一些偏颇之论,本文试对此进行辨析。

论法家的文化模式

法家的文化模式注重人的自然属性，主张用法来文化人性，构造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是对人性的一次大解放。它缔造了秦帝国，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物态结构与制度结构，确立了中国文化农业经济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社会的两大传统。但法家模式也存在着从对人性的约束与规范发展到对人性的捆绑与伤害等致命缺陷。

与“道”偕行 天主教神学思想中国化的实践与探索

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包含了与道家道教思想对话的悠久传统。在基督教方面,首先由西方传教士的《圣经》汉译工作推动,在19世纪中期确立了以“道”对译希腊文Logos,称名“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圣子”(“道成肉身”),堪称近代基督宗教神学中国化的“一跃”。相较而言,天主教神学更早地关注到“道”这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核心观念,并将其认知为道教的神圣范畴。中国天主教与“道”的对话贯穿了天主教神学思想中国化的过程,显示出较强的宗教对话与文明互鉴特征。今天,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天主教与道教的持续对话仍然有助于推进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中国化不断深入。

从“百家争鸣”看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诸子百家,出现了"百家争鸣"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作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想文化的创造主体———知识分子所获得的重大社会解放分不开的。一是知识分子从旧的宗法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中挣脱出来,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是知识分子从旧的宗法伦理和天命神权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有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自觉,开始从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真反思和总结,从人文关怀的原则出发,重新建构未来社会和人生的理想蓝图,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我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我国古代思想史常常涉及“和”、“同”。“和而不同”是一种作人的道理,也是一种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要求思想家既不能同前人思想雷同,又不同他人思想绝对对立,而是既有所继承和吸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就是“和而不同”文化观的具体体现。当时的大思想家大多兼综百家,同时又有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为后世思想家所继承。文化思想的创新关键在于独立思考。中国古代有成就的思想家都对独立思考非常重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今天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古代“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优秀传统,并增加新的内容,以利于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遗产。

王国维与西方美学

王国维始而热情介绍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尖锐批判中国古代腐朽没落的传统文学观念,继而对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的真理性产生怀凝,最后又回归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优良传统,并力图把中国古代美学和文学思想与西方美学和文学思想结合起来,把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的逻辑思辨方法结合起来,在美学和文学理论以及中国戏曲史研究中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庄子》“隐逸”观于中国文化之影响

文章以《庄子》哲学中的"隐逸"思想为切入点,宏观上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隐逸"这一文化现象,进而详尽分析了《庄子》的"隐逸"观及其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从而对其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所产生的得失影响进行了条列论证,提出"隐逸"思想本身无所谓积极消极,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才能使之发挥积极作用。

《女神》和泛神

“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在当时新诗创作方面,郭沫若的《女神》是有着巨大影响的一部诗集。对于这一部诗集,在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的文学研究中,一直是极为重视的。但由于这一诗集能涉及的泛神论的思想影响问题比较复杂,事实上一直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因而就不能不妨碍了对于这一诗集——特别是其中一些重要的篇章深入的精确的理解,并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价。而这,理所当然地也就妨碍了我们对于《女神》中所表现的当时作者的思想成就和战斗业绩,作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评价。本文的写作,即试图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众所周知,《女神》是郭沫若长期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的“郁积”

反思与启示——读《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启蒙哲学》

反思过去,思考未来,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要的;对于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渊远流长,近代文化思想又与现代文化思想息息相关,联系紧密,所以,反思过去,对于探索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发展的道路,就显得更为重要。解放以后,曾有不少学术著作对过去进行过反思,但其深度抑或广度,也都不能令人满足。最近出版的张锡勤教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下简称《思想史》)和陈庆坤教授的《中国近代启蒙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下简称《启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