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体与中国古代白话学术

语录体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种特有的体制。它一般语句简短，多用问答形式，随事记录，不避俚俗，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刻划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并交待清楚事理的是非曲直。语录体常常采取点悟式的话语表述方式，点到即止，不作长篇大论的引申发挥，具有一种精炼简约、片言百意的表...

古代白话小说“把/将”字句语体适应性

拟采用归纳、分析以及对比法重点探讨古代白话小说阶段,“把/将”字句出现的一些比较独特的用法、功能;并探讨了“把”字句与“将”字句之间在语体功能方面的分工,从而得出了随着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的不断发展成熟,作为新兴的口语句式“把/将”字句在古代白话小说中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功能的分化也越来越清晰,并产生出了一些只在这一阶段所特有的用法,但是随着汉语的发展以及语法的不断规范,“把/将”字句的某些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却不再出现,使用范围也有所减缩的结论。

从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系列故事叙事看其介于口头艺术和作家文学之间的特性——以凌濛初的《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为例

论文以凌濛初的《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为例,就其"偷"之题材与系列故事叙事现象具有怎样的内在关系予以思考,发现系列故事讲法绝然不是西方人所认为的属于艺术失误的"缀段性"情节,而是将"偷"题材移至伦理底线之上的文本策略,是文人创作审美追求的体现;进而认为,宋以降的白话小说,介于说话艺术和文人创作的交融、转换及成熟过程中,其讲述形式、故事与人物之关系、人物心理内涵之底蕴,以及叙事与议论等方面,都有文人创作自觉追求的特性。

古代白话小说的章句叠架现象

古代白话小说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叠架现象,有词语叠架、句式叠架以及篇章叠架,它们在形式上、语义上犹如叠床架屋,层层堆叠。其中,最为常见的当数文言成分与当时白话口语成分相糅合而造成的叠架;其次为古代汉语词语或格式的遗留与新兴的词语或语法格式的叠架。篇章上的叠架指的是古代白话小说特有的双头、双尾结构,行文关键处再穿插韵文或反复吟咏、或总结前文、或预示下文等等,这些语言与篇章结构上的特点对形成古代白话小说独特的语言风格起了重要作用。

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系统

中国古代小说从纵向的历时形态看,无论是文言与白话,好像都是由神话传说、诸子散文、汉史传文学到唐俗讲、宋元话本直至明清通俗白话小说的发展历程。其实从创作动机与目的以及发展实际和各自形态看,文言与白话显系两个系统,它们各自独立,平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情节与表现形式上互相融合、渗透,丰富了各自的文体,形成了不同的文体形态。不分开研究文言与白话小说的两个发展系统,无法确切说清楚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与形态。

从创作主体看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嬗变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嬗变特征:宋元时期是说话艺人讲述,文人或书坊主记录整理阶段,宋元话本较多反映市民的生活与情感,按时序讲述一些充满奇异色彩的故事;元末明初至明中叶是文人在艺人讲述的基础上,吸收史书、戏曲的人物与情节进行重写阶段,作家喜爱选取那些创作基础较好的重大题材进行再创作,其思想观念大多来源于前人作品与历史积淀,其中章回小说往往采用"缀玉式结构";明末至清中叶时期,文人作家开始独立创作白话小说,作家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取材,写熟悉的人物和发生在身边的事件,笔下人物与现实中人一样真实和复杂。

从创作主体看古代白话小说的演变

从创作主体角度看,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元时期,这时期的艺人是创作主体。第二阶段是元末明初至明中叶,这时期的创作主体由文人和艺人两部分组成。第三阶段是晚明至清中叶时期,这时期文人成为白话小说独立的创作主体。

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相对于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因其语言的通俗性而便于人们的理解与应用。然而,中国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包含了古代白话文论在内的传统文论之当下批评功能持否定态度,且将此观点纳入到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使得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了应有的现实价值。论文以古代白话文论的梳理、学术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以及古代白话文论在教学中的意义为线索,深入分析以古代白话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当下意义,并由此揭示古代白话文论于文学理论教学之价值。

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相对于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因其语言的通俗性而更便于人们的理解与应用。然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包含了古代白话文论在内的传统文论的批评功能持否定态度,且纳入到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使得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了应有的现实价值。本文以古代白话文论的梳理、学术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以及古代白话文论在教学中的意义为线索,深入分析以古代白话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当下意义,并由此揭示古代白话文论于文学理论教学的价值。

用现代文法处理古代白话小说的有益尝试——关于亚东版小说的新式标点和分段

在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倡导下,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大胆尝试将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整理运用到"亚东本"中,更好地表现出小说的语言魅力。"亚东本"小说的出版,不仅推动了现代汉语书面体的形成,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古代小说的新读者,为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为民族语言表达能力的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谈古代白话小说中的“把”、“打”、“相”、“地”

1.一种特殊的“把”字句:“S·把·O”在古代白话小说中,常遇到一种特殊的“把”字句,即“把”不是作为提前宾语的介词出现,而是作为主要谓语动词出现。也就是说,“把”后只有名词性短语构成的宾语,而不再出现其它动词。如果用S代表主语,用O代表宾语,这种“把”字句的句型公式即为:“S·把·O”。如:

略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人物绰号的文化意义

人物称谓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能够映射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面貌及其深刻文化内涵。绰号是人物称谓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与其他人物称谓一样附带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影响，通过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的人物绰号的梳理，我们发现绰号反映了人们普遍的审美意识，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表达效果，对成功塑造人物形象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西游记》的文化渗透

作为中国神魔小说的代表,《西游记》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通过搜集并排比罗列渗透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有关《西游记》的资料,从再生与重构、典型化和生活化、寓意化、民俗化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这些资料的文化价值,认为这些资料不仅对研究《西游记》的传播史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民俗和民族文化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古代白话小说回目的字数及对仗问题考察

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分回有目，以现存资料看，应自嘉靖本《三国演义》始，在这之前的多数长篇小说并没有明确的分段和立小标题。象《大唐三藏取经诗讯》那样，分了段，每段立了题目的是少数例外；书中亦未出现“回”这一名称，每段题目与后来小说中的回目形式上相去甚远。对此，笔者在《章回小说回目形式浅探》一文中曾经谈过，此不赘言。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到现代通俗小说的嬗变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直接滥觞于唐五代的俗讲,产生于宋代市井间的平话,经宋元明三代之流变,遂于明末因一次"误会"始得"通俗小说"之名。其"与八股传奇鼎峙"而又极具"与世俗沟通"之特征,并涵盖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诸门类。清末民初,随着"小说界革命"兴起,域外小说被大量引进,但又是"误会"使然,此时期的翻译作品多为域外"通俗小说"。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与域外"通俗小说"相碰撞基础上产生的"新小说",于此后嬗变中遂成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早期形态"鸳蝴派"与"礼拜六派"。因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五四"后受欧风西渐影响所诞生的新文学小说(或称严肃小说)根本就不是一个谱系,二者间也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有的只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功能之别。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高峰——冯梦龙《警世通言》赏读

《警世通言》与《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为明朝冯梦龙编纂。作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一个高峰，《警世通言》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我国古代白话小说，是在“说话”“话本”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加工、提高而来的。“说话人”的故事底本称为“话本”，现代学者称“三言”“二拍”为“拟话本”。与早期的“话本”相比较，《警世通言》在语言、文体和结构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衰及其研究刍议

考察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与兴衰过程,我们会发现"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与兴衰与"文言短篇小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研究"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与盛衰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创作主体、作品内容和接受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研究。必须从研究实践发现和总结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方法,才能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推向深入。

诗词韵文融入古代白话小说研究述论

诗词韵文融入古代白话小说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民族文化特征之一。本文通过对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总结评述,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文学现象,立足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形成、发展的历史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