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再探

当今社会是平民社会,社会诸多问题也是平民文化过渡发展的结果,因此,对平民社会进行追究十分必要。从意识形态主要话语权主体的不同来考察,可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划分为贵族社会、士人社会、平民社会。周朝的分封制和宗法制是贵族社会的体制保障,制礼作乐是其行为规范。秦以后,没落贵族嬗变为"士"。"士"以"道"为标杆,博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定位,或充任于各级政府部门,或不仕为"乡绅",国家意志与乡村日常管理由他们实际操作,形成士人社会。宋朝科举制度开启平民进入管理层的通途,士大夫最终演化成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有血缘、门阀的特质,活在当下,务实、注重短期效益的平民意识更具社会合理性和适应性,整个社会呈现平民特征。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再论“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胡绳、王亚南、侯外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助于廓清目前"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其中,胡绳阐述的如何区分民主与专制的理论,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廓清否认民主与专制之本质区别的模糊认识;王亚南关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论述,有助于正确认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廓清盲目追随钱穆"中国式之民主说"的理论误区;侯外庐关于土地制度、士大夫阶层的特殊利益与程朱理学之关系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皇权官僚专制社会固有矛盾的认识,廓清以程朱理学为"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的认识误区。

闻道与问道: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研究的思考

中国自古就有"闻道"与"问道"的传统。综观人类历史,不难发现,文化创新与理论创造其实就是在不间断的"闻道"过程中展开的,也是经由"闻道"的洗礼,进而展开"问道"的探究,逐渐丰富社会认知,升华价值思考。由此出发,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亦可作如是观。

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2018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是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王亚南对社会五形态递嬗程式的批判及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考察的意义——纪念王亚南诞生90周年

(一)前言我想在入正题之前,先说一说王亚南一生治学的方法论问题。在当代经济学家中象王亚南那样重视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比较少见的。他曾深刻指出:'(经济)法则的所在,就是哲学的所在。……我们经济科学研究者切不要着意于经济学以外的哲学的研究,而忽视了经济学本身的哲学的研究。'这意思是说,'哲学的法则(固然)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但是。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张金光教授访谈

中国古代(周——清)社会形态可分为四个递进相续的时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国秦)、半官社时代(汉唐间)、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间),这一分期初步构建了一个奠立在历史实证基础上的、粗具规模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理论分析体系和叙述方式,具有属于自己的、独创的系列范畴、概念,主要包括"官社经济体制模式"、"邑社农村共同体"、"国家体制式社会形态"、"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四期说"、"实践历史学"、"国家权力中心论"、"中国地权本体论"等。我所采取的方法可名之曰"实践历史学",其指归为"入于史,出于史"六字大法。学术研究唯当求"真",学问之道,贵在维新,"超越"乃学术之本质属性。学人当勇于修正自己,超越自我。惟其如此,学术才可永葆其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