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

在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持有三个理念:一是"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二是"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的统一;三是"决定论"与"互动论"的融贯。通过严谨而认真的研究,增强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理论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了解,增强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不断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成中英关于墨家逻辑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

成中英早年关于墨家逻辑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有非常深入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加以展开,即关于明晰阐述的推理和论证的逻辑理论、关于隐含的逻辑模式和语义学和综合的联结词和范畴、关于真理和必然性和相关的哲学主题。成中英关于墨家逻辑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迄今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体会和总结研究。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三议

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应把握如下三点:一是中国古代有着不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逻辑思想;二是正确理解"据西释中";三是将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放在思想史的大背景上进行的同时,我们也要坚持中国古代逻辑作为一门学科本身的独立性。

关注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吴家麟留给我们的思考

从形式逻辑普及到法律逻辑学研究,吴家麟始终注重发掘和运用中国古代逻辑资源。在其主编的我国第一本以“法律逻辑学”命名的教材——《法律逻辑学》的初版和修改版“引论”变化之中,更展现了吴家麟由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到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关注点的转变。该转变乃吴家麟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和法律逻辑学不断深入探究的产物。较中国逻辑史学家和法律史学家而言,吴家麟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的特色在于对法律工作者逻辑应用问题的专注,不仅探究了先秦邓析子、韩非子的法律逻辑思想,还强调了唐代判词制作中的逻辑应用。这对中国逻辑史研究开启应用逻辑视角,增强中国法律逻辑学文化自信,开展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从类概念的发生发展看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萌芽和逻辑科学的建立——兼与吴建国同志商榷

本文对吴建国的《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类概念的发生、发展与逻辑科学的形成》一文提出商榷意见,并就类概念的发生及其涵义的演变以及如何描述、概括这一过程,作出自己的考证和分析。本文认为,"以类命为象"→"察类明故"→"辞以类行",才是中国古代逻辑史上类概念发生发展的三个阶段,它标志着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萌芽、产生和逻辑科学的建立。只有这样划分和概括,才能较好地体现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统一、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才能进而分辨墨辩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同异,研究中西逻辑史发展的不同道路。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人们运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名辩思想中的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发掘。研究的结果以及研究中出现的失误,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中国古代名辩思想,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前者包含于后者,但二者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从而为中国逻辑史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