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哲学与《资本论》的当代激活

将研究视角从近代政治哲学转换到古典政治哲学,是拓展《资本论》政治哲学激活研究的一种路径。古希腊哲人关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关系的理解,为阐明《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义开辟了新的空间。《资本论》将价值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引入现代经济形式分析,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政治哲学对于经济生活的政治和道德意义的理解,为重塑现代人的经济存在和政治存在的主体地位奠定了基础。《资本论》的政治哲学主题既不是悬置超越物质生产方式之上的绝对正义,也不是纠缠于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分配正义,而是通过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正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超越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塑造的“特殊正义”幻象,实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内涵的“普遍正义”。

从“范畴诡辩”到“资本批判”: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超越

恩格斯彻底瓦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一切形而上学,创造性地开启了一条探赜无产阶级贫困实质的科学之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贫困的解读,拘囿于先验设定的“经济人”理论假设,游离了历史现实的真相,具有为资本主义秩序辩护的虚伪性。恩格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考贫困问题时的非历史性、非批判性,把对贫困的诊断提升到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批判的思想高度,力求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追问贫困背后的社会基础及其制度前提,对资本权力构序下贫困的根源、本质及治理路径等做出了全新探索。恩格斯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深刻洞察被古典经济学曲解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揭示资本统治劳动的根源及其现代性后果;直面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特性问题”,拯救被古典政治经济学遗忘的真实的社会历史和现代人的感性生活;探索一条真正超越资本逻辑和消解无产阶级生存困境的共产主义道路。

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沿袭与蜕变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回顾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思想,这本身蕴含着一个演变的过程,从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视角下对经济学的剖析,再到成熟时期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建立,再到最终《资本论》时期经济学体系的最终建成。本文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缘起以及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学观念,论证了马克思经济学在思想理论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和扬弃(蜕变)。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变革,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独特性。

技术政治批判后的古典政治哲学回归:施特劳斯“哲人王”言辞及其条件

列奥·施特劳斯有关哲人王的讨论被视为其理论系统之中的至高言辞,他相信,“哲人王统治”与“最佳政制”等价,后者许诺了正义与智慧的联结。而在《城邦与人》一书中,施特劳斯明确了“哲人王统治”指向的是现代性技术政治。“技术”由色拉叙马霍斯的“技术即正义”言辞演化并成为天命的存在论境况的事实,首先在海德格尔有关技术的批判中获得揭示,并且构成了施特劳斯进一步推演“回返古典政治哲学”的条件,也即“技术”与“自然”在生成论上具有同等的解蔽效应,并且由于技术的人造和模仿属性,应当派生于“自然生成”的良好城邦;现代性的危机在于,“技术统治”成为政治社会不言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导致了虚无主义的后果。施特劳斯同时认为,需要以回返古典政治哲学的坚决态度,清算哲学史中代换尤其是贬低了“哲人王政治”的其他最佳政治设想,进而构建鲜明的“古今之争”,开启向柏拉图言说的“哲人王”复归的“上升”和“回返”同一路径。然而,由于在柏拉图的言辞之中,“理念”“哲人王”“苏格拉底”的形象高度一致,而成为“被模仿”的形象本身,“哲人王言辞”不能转化为哲人王政治,并且无法直接救治现代性浪潮下的人类天命,超克技术统治以及由此向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由于建基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渊基(Abgrund)之上,因此也是需要被反思的回归之路。

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

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权源问题,即对权力来源的诠释;二是权力转移模式问题、即对政权更替的论证;三是对权力具体运作的规范问题,即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积极挖掘传统资源的有益成分,融入时代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目前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

复兴古典政治学与回归公民教育

政治学的庸俗化和其公民教育功能的丧失密不可分。古典时代的政治学是一种关注公民美德与人生理想的政治学。当代需要建立一门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的复兴古典传统与回归公民教育的新古典政治学。

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讲的政治哲学与罗尔斯讲的政治哲学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就政治哲学在我国的建构而言,我们应追随罗尔斯而不应追随施特劳斯;追随罗尔斯只是就其讲的政治哲学的问题框架而言,而不是就其对问题本身的回答而言;对于政治哲学所涉及的问题,我们应从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特殊性出发,给出我们基于理性的创新性的回答。

古今之争与古典政治哲学

“古今之争”本来是一个“文学”问题,但今人如何看待古人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荷马、智术师到近代的黑格尔,每一个时代都交待了自己对古人的看法。施特劳斯把“古今之争”的内涵从文体和语言转换到雅典与耶路撒冷,再转换到进步还是回头的问题上,从而赋予该古老问题以古典政治哲学的内涵,使西方思想研究又多了一个可贵的空间。

古典政治哲人的理性至善与政治上的理智清醒

古今政治哲人都面临着一个永恒而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即人类灵魂理性与激情的原初冲突。古典政治哲人柏拉图首先确立解决这个冲突的根本原则:事物活动的"自足性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他进一步证明激情活动的非自足性,从而确立理性领导激情的最主权地位;但他并不因此而忽略激情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的意义。这就是古典政治哲人的理性至善与政治上的理智清醒。

美好生活、政治与现代性——古典政治哲学的嬗变及其意义

古典政治哲学关切何谓“真正的政治” ,把回答什么是美好生活作为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 ,现代政治哲学则丧失盘问何谓“真正的政治” ,导致现代性危机 ,因此 ,为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与关注政治哲学 ,寻找现代政治哲学走出困境的思想资源 。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认知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渗透于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是一项常论常需、常论常新的研究议题。近年来,伴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研究已从哲学领域中的理论问题,演变为新时期关涉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现实问题。基本认知问题是各项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亦是学术争鸣的热点、焦点。因而,从政治学高端审视,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作简要理析,定位儒家政治哲学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主流,强调民本主义执政哲学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支柱,实现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基本理路的科学把握,对于深化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研究和对其现代传承、发展的意义的追问是有益的。

青年马克思论贫困——兼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贫困观

19世纪英国济贫法改革为确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需的劳动力市场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思想史意义。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青年马克思都讨论过这场重要的变革,形成了理解现代社会贫困现象的两种思路,由此可看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贫困观和马克思贫困理论的萌芽及其二者之间的原则性区别,进而能够深化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古典自由主义之间对立的理解。

马克思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后现代的挑战——鲍德里亚《生产之镜》解读

鲍德里亚在其《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讨论。鲍德里亚认为,虽然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仍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逻辑,这种逻辑并不能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即符号支配一切的社会。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的主题就是要走出这种生产式的社会批判理论,以符号与文化批判替代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的这一分析,实质上是一种理论的乌托邦。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囿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之内探讨社会财富增长的机制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阶级关系,从而实现了科学术语的革命,将单纯的经济学范畴上升为存在论范畴。《资本论》揭示了物掩盖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并找到了一条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资本论》不仅破解了资本的秘密,也破解了存在的秘密。因此,《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并非一种经济学超越,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超越。

复归古典政治理性主义能克服现代虚无主义吗?——关于列奥·施特劳斯思想困境的三点反思

列奥·施特劳斯将西方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归结为虚无主义,并认为复归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是化解西方现代虚无主义困境的根本出路之一。施特劳斯为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所开出的处方,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困境:一是自然正当能否被证成的困境;二是对于被赋予至上权力的哲学精英而言,其腐化的风险是否能被有效控制的困境;三是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能否改变虚无主义的现实状况的困境。

经济发展理论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创新

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结构主义阶段、新古典主义复兴阶段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而在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标志的发展经济学新阶段,发展经济学从研究视角、方法到内容都出现了全面的创新,对于我们认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市民社会与人的解放：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唯物史观

综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把政治异化归咎于社会异化,并从法与政治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财产权和经济视角对市民社会的历史叙事,打破了传统思辨理性主义的社会概念,为马克思最终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二者的分歧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止步于市民社会的合法性论证,它在其本意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而马克思通过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社会和历史的平面上回归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论,为实现真正人的自由的社会敞开了现实的道路。

知错能改之谓善——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看问责官员复出

中国古典政治文化中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安排,与今天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制度建构之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官德精神:权力得之有道、行之有制、赏善罚恶、自然成理。只有积极利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相关资源,并有效克制其中的随意性因素,才能建立起既具有现代特色又发挥传统优势的行政伦理、法律法规。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七点思考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还有艰巨的完善任务。辩证而历史地看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分析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所产生的问题而展开研究的 ,但我们在改革中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暴露出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成长时期所产生的问题 ,有较多的相同之处。为此 ,本文在理论上综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分析 ,并在实践上 ,结合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过去2 0余年体制改革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七点建设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