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古典政治学与回归公民教育

政治学的庸俗化和其公民教育功能的丧失密不可分。古典时代的政治学是一种关注公民美德与人生理想的政治学。当代需要建立一门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的复兴古典传统与回归公民教育的新古典政治学。

后现代视角下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读及批判

国际关系学者对于修昔底德、霍布斯等政治学家相关著作的文本解读,向来以现实主义视角为出发点,并将这些政治学家视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不断发掘此类文本中的＂现实主义元素＂,从而证明现实主义诸多理论的正当性。然而,以后现代主义方法,对这些文本加以解读尤其是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后,从中可以发现,现实主义方式的文本解读,实际上采用的是＂实用主义＂原则,其背后反映出一种潜在的话语霸权。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对于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多方位的解读和重构,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必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西方古典政治学的超越——基于人、社会、国家三个范畴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与西方古典政治学中相关命题的比较,可以通过人、社会和国家三个范畴进行。西方古典政治学家基于对人性的假设来构建政治理论,"自然状态"中的人类为了保护天赋权利而缔结契约,由此形成了社会,国家作为"被委托者",需要建立民选政府并在代议制框架中行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基于"现实的人",指明了社会安排是客观自在的,具有独立的运行规律,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而国家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虚幻的共同体",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际将走向消亡。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西方政治理论在讨论人、社会与国家的问题时,带有浓厚的思辨和抽象色彩,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更注重客观经验,通过其科学特征、实践导向和唯物主义立场,对西方古典政治学实现了超越。

中西比较视野中的“强者政治学”——从黄宗羲与柏拉图的古典政治思想出发

黄宗羲和柏拉图分别是中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又都被视为"前现代"的,即终究未能达到现代民主政治思维的水准,未能预见到现代民主政治。但是,如果从一个"强者政治学/弱者政治学"的模型出发,人们或许可以看到古典政治思想大师们真正的关切是什么,也能理解这样的关切即使在当代政治理论和实践中也有重要的意义。

古典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的东亚海域安全保障问题

历经百年,地政学研究见证了战争、竞争、和平,从静态的决定论到动态的博弈观,地理的"三位一体"要素为其研究基石。首先是地理因素。岛链是冷战后美国成功将太平洋内海化的标志。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沿岸同太平洋西部的位置重合,因此不愿眼看到同为海洋大国中国的崛起。为了维护领先的霸主地位,美国使用封锁的手段来打击中国。其次是科技因素。中国不断发展的科技使得美国无法打击和接近中国的沿岸地区。A2/AD战略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具备对抗美国、封锁中国的军事能力,使美国首次表示战略撤退的意向。

论《洪范》的古典德性政治学原理及其体系建构

自来说《尚书》以《洪范》最为难明,《洪范》几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启示录”。但以往儒者解读《洪范》大都或专推灾异,或泥于象数,虽各有所明,皆不能无执滞。马一浮的《洪范约义》一扫以往儒者偏于用灾异、象数等神秘化方法对《洪范》的解读路径,认为《洪范》正是最典型地体现了孔子“为政以德”的《书》教大义的经典文本,借《中庸》的尽性之说作为解《洪范》九畴的根本纲领和基本宗旨,把《洪范》作为“为尽性之书”阐发其“修德行仁事义”,展示古代圣贤以德教施于政事,垂于后世、化治天下的推展过程。马一浮以此不仅将《洪范》完全纳入其以道德化取向为主导的解读、诠释框架中,实现了在《洪范》诠释史上的独特理论创新,而且实际上也据此构建起了其古典德性政治学原理及其体系。

政治学演进的内在逻辑:从价值取向到科学取向的嬗变──兼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贯通

政治学的古典原型实为政治哲学，它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活的精神原质与终极关怀，轴心时代的文化思索对此做出了初创性贡献，政治学的价值基础也因此而确立。中世纪把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关怀提升到不容侵蚀、不容怀疑的绝对境地，又潜藏着滋生近代政治理性和政治法权的动力。当政治学关注世俗的法权之争与利益之争时，政治学已从价值化走向价值递减。科学精神浸入政治学中并成为占据统摄地位的分析方法时，政治科学的诞生也就成为时势之必然。当代西方政治学的贡献就在于使政治科学作为一种型态得以确立，但问题也恰好由此滋生出来。政治学的价值化无助于维持当今庞大政治体系的精确、高效运转，政治学的科学化也不能化解人在政治体系中的心灵恐慌与生存困惑。政治学第三种型态之确立是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呼唤，新政治学将价值取向与科学取向贯而通之，以此解决东方政治体系面临的技术难题和西方政治体系面临的文化难题。

西方政治观的东渐——《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政治观

1636年出版的《达道纪言》,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手授"、山西地方官吏韩云"纂述"。该书作为西方政制人伦的"语录"汇集,取材于古希腊和古拉丁文学,编译成中文共355条;并以中国传统的"五伦"为原则,编排成五类,着墨最多的是君臣(158条),其次是朋友(122条),再次分别是兄弟(31条)、夫妇(23条)、父子(21条)。《达道纪言》处于儒家、基督宗教和斯多葛学派几大传统的交汇之处,目的却不是要建立一本历史档案集,而是借助于贤人的格言,试图培养起某种政治伦理的态度。尤其是从对君王之修养、君臣关系、拒绝暴力、平民主义的君主制度以及法治、经济、税务政策等问题的分析看,该书发挥了西方古代的政治修养,并且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建造起了一个道德榜样,旨在教导人们如何趋善避恶。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在《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西方古典政治学,鲜明地体现了古中国和古西方在政治观念上第一次相遇的奇特情形,极其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

交往合理性与政治哲学之重建

政治哲学,作为西方传统之重要部分,在18世纪的辉煌过后,19世纪下半叶起陷入低谷,然而,近30年来,政治哲学再次成为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所探讨的是在近来的这一场被称为“政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复兴运动”中,哈贝马斯所起的作用:在传统本体论瓦解的前提下,如何重建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以及这种重建的意义。

评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政治思想家.他在政治学领域里独辟蹊径,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政治见解,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近代政治思想体系,为丰富人类政治思想宝库,促进人类政治思想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他为:第一个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的政治思想家①.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罗尔斯的正义论与政治学的新发展

作为罗尔斯正义论主题的社会基本结构,强调政治制度优先于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事实上是对政治哲学的制度传统的回归。与此同时,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所主张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对政治行为的“锁定”性作用,也是对古典主义政治学传统即制度的“重新发现”。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罗尔斯正义论融合,可能将政治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即新古典主义政治学,基本特征是制度中心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合一性以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融合。

关于人类自由领域建构的探讨——驳汉娜·阿伦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

近现代人们自由思想的丧失、个体发展的受限一直受到敏锐哲学家们的重视。在面对相似的时代问题,汉娜·阿伦特企图回归古典政治学的本真政治,通过构建一个用言语和行动获得自由的政治领域作为突破路径,而马克思则强调重视历史现实,从废除不合理的现实制度出发,从而实现人的类本质,构建一个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我们以汉娜·阿伦特在建构自身理论时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作为基点,呈现两者所提解决路径的不同之处,更好地厘清马克思理论中对人类自由领域建构的探讨。

论美国的古典地缘政治观——基本内涵、战略影响与主要缺陷

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古典地缘政治观是导致当前美国对中国产生战略误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古典地缘政治学形成于20世纪前半期,它有着共同的政治和理论基础,但同时,它内部也存在着较大的张力,“枢纽地带论”与“边缘地带论”的差异深刻而显著,它们代表了古典地缘政治学的两条路径。古典地缘政治学从二战结束后开始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总体而论,在冷战时期,“枢纽地带论”发挥着主导性影响;21世纪之后,修正后的“边缘地带论”开始逐渐发挥影响,并促成了目前美国对中俄的制衡战略。然而,古典地缘政治学难言是一种正确和完善的学说,它自身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陷;它对美国的对外战略产生了消极影响,使美国对外战略中的进攻性、偏执性和狭隘性更加严重;从根源上讲,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古典地缘政治观反映出美国国际政治观中错误的“国强必霸论”的迷思。

“孝为德本”是“孝为政本”政治模式的产物

滥觞于华夏早期国家政治传统的"孝治天下"是最能体现中国古典政治学鲜明特色的经典命题。"孝治天下"理论体系可以解析为"孝为德本"和"孝为政本"两个子命题及一系列具体命题。这些命题互依互证,相辅相成,将"家"与"国"、"孝"与"治"、"德本"与"政本"扭结在一起,构成一种涵盖政制、政教和政德的政治理论。就理论逻辑而言,"孝为政本"是从"孝为德本"推导出来的,而就历史过程而言,"孝为德本"政治观念是"孝为政本"政治模式的产物。综合分析各种历史因素,可以断定:"孝为德本"政治观念的产生时间不会晚于商朝。

行为主义的政治制度研究:革命或倒退

政治学界一般都接受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对传统政治学的"革命"的美称,但是并没有甄别行为主义革命在政治学不同层面的蕴涵。行为主义对政治进行动态的或政治过程研究并将文化和社会等"低政治"因素引入政治过程研究,都称得上是政治学方法论上的一场革命。但是,因意识形态原因而建立的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模板的分析范式,又是对旧制度主义、尤其是古典主义政治学的一次倒退。结果,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应有价值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被大打折扣,与行为主义有着内在联系的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的盛行,使得以研究"重大问题"为使命政治学偏离其应有的航向。

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闭合——一种历史与社会的解释框架

希腊古典政冶哲学的终结与闭合,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完成,然而,这一转变的历史、社会原因在于古典政治学建立于其上的城邦制度发生了瓦解。城邦制度的消失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城邦神的消逝、公民身份的改变和公共事务的蜕化。这标志着在政治学中信仰指向的消失、关怀对象的改变和研究方式及其基础的转化,从而产生了近代的政治科学思想。在当代社会,城邦制度不再存在的前提下,学院而不是政治现实,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最好寓所。

秦朝“以孝治天下”的主要措施及其历史贡献

"以孝治天下"是华夏古代国家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这一政治传统并没有在秦朝中断。秦朝借重宗法治国的主要措施有设置倚重"儒者""儒学"的国学体制、推行弘扬宗法伦理的礼制教化、颁行维护父家长特权的国家法典等。比较王制"孝治"与帝制"孝治"的异同,可以发现帝制"孝治"是从王制"孝治"蜕变而来的。与时俱进地改革"孝治"并使之法制化是秦国及秦朝的主要历史贡献。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社会哲学

在《理论与实践—社会哲学研究》中,哈贝马斯试图通过探讨古典政治学与现代社会哲学的关系问题来阐发社会哲学。他不仅探讨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主义的“古典政治学”,而且探讨了从马基雅维利、莫尔到霍布斯的“现代社会哲学”;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对古典政治学与现代.社会哲学的关系进行了阐发;从而显示出他对“社会哲学”的理解既不同于霍克海默,又不同于霍耐特。在霍克海默那里,社会哲学不是“发现真理”的事实科学,而是“确立价值”的实质社会学;在霍耐特那里,社会哲学是对社会病态进行时代诊断的“社会病理学”;但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哲学是偏离古典政治学且拥有现代物理学特征的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