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写经研究的文献语言学信息揭示与价值

日本古写经主要指起自飞鸟朝,经奈良、平安时代,至镰仓时期,即刻本大藏经以前在日本书写或者转写的汉文写本佛教文献。作为大藏经或单经文献校勘资料的日本古写经,可以提示经过楷定的日本写本大藏经经文用字信息;日本古写经材料的文献整理与佛学研究成果,可以揭示日本古写经、敦煌写经、唐五代佛经音义等平行文本汉字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日本古写本佛经音义的先行关注与研究,可以为逐步了解唐写本大藏经与日本古写经楷书汉字的用字规律与书写习惯提供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日本古写经文献的编辑出版实践与策略——以《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为例

日本古写经主要指奈良、平安、镰仓时期,即刊本大藏经之前在日本书写或转写的佛经资料。目前,日本古写经的现代化编辑与数据库建设主要是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主持开展的,自2006年以来,该单位陆续出版《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九辑。丛刊编校精善,是研究日本古写经文本特征、流传情况、宗教机能的重要学术资料。丛刊编辑出版的成功实践归功于其编辑策略,即贯彻系统综合的编辑方针、偏重学术研究的编辑倾向和整合数字资源的编辑意识。对《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出版状况进行梳理,对其编辑策略进行探讨,这项工作可以为新时代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提供新思路,有助于日本古写经这一宝贵的域外汉籍文献的挖掘、回归、传播与研究。

日本金剛寺、七寺、興聖寺古寫本《續高僧傳》卷四的異文考察

《續高僧傳》是唐代南山律宗開山之祖道宣繼梁慧皎《高僧傳》而撰的一部佛教僧傳類著作。該書現存版本較多,根據其保存形態、經文内容和流傳地區,主要可以分爲中國、朝鮮刊本大藏經系統和日本古寫經系統兩大類。日本古寫經本《續高僧傳》中,流傳較廣、利用較多、價值較大、保存較好的主要是金剛寺本、七寺本和興聖寺本。以郭紹林點校的《續高僧傳》爲基礎工作本,充分參考《續高僧傳》歷代刻本的經文用字情況,重點利用唐慧琳、五代可洪爲《續高僧傳》所作的佛經音義,綜合運用文字學、訓詁學、文獻學等方面的知識,試對金剛寺本、七寺本和興聖寺本《續高僧傳》卷四的異文情況進行考察。

日藏古写经对佛教汉语研究之价值——以古写本《大明度经》为例

本文在概述日藏古写经基础上,以日藏古写经《大明度经》为例研究日藏古写经对佛教汉语研究之价值。研究发现,在日本奈良、平安、镰仓时期均有日藏古写经《大明度经》写本,这些古写经在异文、证误和汉字楷体演变等方面对佛教汉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在佛教汉语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日本古写经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近年来,日本古写经中的一系列新发现和新成果丰富了佛教文献学的内容,强化了东亚佛教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为佛教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视野。本文拟以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的古写经研究为中心,对日本古写经研究的现状、成果以及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对东亚古写经研究的前景做出展望。

日本古寫經《高僧傳》所見“法和傳”異文考辯

近年來,在日本古寫經中陸續發現了多種《高僧傳》寫本,這些寫本與目前通行的版本有所不同,爲我們研究該傳提供了新資料,提出了新問題。本文擬考察"法和傳"内容爲主,根據日本古寫經所見異文,指出通行本"法和傳"記述上所存在的誤失。通過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法和傳"在編撰過程中先後依據的不同史料,基本釐清了法和的生平事蹟。

《賢愚經》敦煌寫本綴合研究

《賢愚經》敦煌寫本的綴合不僅有助於瞭解敦煌寫本的流散情況,也可推進敦煌寫本的斷代工作。敦煌文獻中保存了諸多南北朝時期的《賢愚經》寫本,多可直接綴合或原屬同一寫本,是《賢愚經》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材料,這有助於我們釐清早期《賢愚經》寫本的卷次分合和品次排列問題。本文綴合了八組《賢愚經》敦煌寫本殘卷,嘗試據此復原《賢愚經》寫本的卷次和品次,由此也揭示出早期《賢愚經》寫本與日本古寫經系統(十七卷本)之間的密切關聯。

“三顦”“五腄”杂考

利用通行本大藏经(如《大正藏》)进行汉语史研究,应注意参考相关的古写经、早期刻经及佛经音义书,勘检同异,订讹正误,以保证材料的准确性。兹以中古佛经出现的"三顦""五腄"二词为例,探讨比勘不同版本异文的重要性。

隋唐五代《高僧傳》文本系統溯考

日本古寫經《高僧傳》舆傳統刻本大藏經所收的《高僧傳》内容出入較大,兩者差異程度已形成不同系統的文本。針對兩系統文本的前後關係及其在古代的流傳情況,有學者提出寫本系統是在宋初經後人改訂而成的,這一觀點與我此前主張寫本系統是慧皎修訂的再稿本看法不同。本文通過義楚、可洪、慧琳、智昇、道世、道宣以及費長房等人著作所引《高僧傳》文字,探討了兩系統文本《高僧傳》在隋唐五代的流傳情況,結論指出:隋代費長房參考的,唐代道宣、道世所見的《高僧傳》是接近於後世刻本系統的文本,智昇、慧琳所見的是寫本系統,表明兩系統文本在唐代均有流傳。降至五代,義楚、可洪見到的《高僧傳》又是刻本系統。寫本系統之所以唐末以後在中國本土銷聲匿迹,很可能與唐末會昌毁佛的事件有關。

三种日本藏《经律异相》的校勘价值

现存最早的佛教类书《经律异相》有众多版本,其中,日本七寺、金刚寺、兴圣寺藏有3种十二三世纪的古写经。因其抄写时代较早,故而保存了此书的更多原貌。梳理此书众多版本所记录的文字后,可以发现古写经有极为突出的校勘价值:当古写经与其他版本的异文皆记录了此书原貌时,古写经可提供更早的版本证据;古写经更大的校勘价值则在于为整理《经律异相》提供唯一反映原貌的字词及直接的对校证据。以具体例证介绍了古写经的这两种文献研究价值。

日藏中土佚失疑僞經《灌頂度星招魂斷絶復連經》研考

一導言日本古寫經是近年來佛教文獻研究重點關注的對象,日本古寫經的價值隨著研究工作的推進而逐漸被發掘和認知,比如日本古寫經中的中國亡佚佛經問題、中國佛教中的早期譯經問題、經典的異本和不同系統問題、日本撰述經典問題等等。其中,日本古寫經中的中國亡佚佛經問題尤爲人所關注。

早期寫經與刻經互證瑣議——以《太子須大拏經》爲例

利用傳世刻本大藏經進行語言研究,應用古寫經、較早期刻經對校,兼參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等佛經音義書,比勘異同,訂正訛誤,使研究建立在扎實可信的基礎之上。以西秦聖堅翻譯的《太子須大拏經》"字面生澀而義晦"的"三顦""凸臗"以及"字面普通而義别"的"速—促""心感—心慼"幾組詞語爲例。

从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入藏看藏外佛经的入藏基准

《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被认为是历代汉文大藏经的入藏基准。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不见其中,属藏外佛经,却在日本平安后期(12C.)古写经中得以发现。日本平安后期古写经,可以追溯至奈良时代(8C.)从中国长安带回的写经。日本国家书写一切经事业,就是以《开元·入藏录》为基准,分别抄写了入藏和不入藏佛经。《须摩提经》在北宋开宝藏中的入藏,表明在汉文大藏经形成的初期阶段,《开元·入藏录》的权威性基准地位并未形成,各地域诸寺院仍有各自的入藏取舍标准。开宝藏以降的高丽再雕藏、北方系统契丹藏和江南系统诸藏依据自身编纂方针,对《须摩提经》的入藏作有不同的取舍。流志译《须摩提经》是否入藏的过程,是《开元·入藏录》作为汉文大藏经基准地位确立的验证和典型个案。

類書异文研究的多重證據法——以《經律异相》爲例

利用敦煌寫本、日本古寫經、所引原佛經以及語言上的依據等多重證據法,我們可以對現存最早的佛教類書——《經律异相》的异文進行系統地研究與整理。前兩種證據可以爲我們判斷异文提供最直接、最可靠的證據。但是,早期版本亦可能存在各種訛誤,過於依賴它們,可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因此,必須結合其他證據,綜合判斷。以此多重證據法爲依據,我們對《經律异相》的八條异文進行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