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方国与古史传说

良渚方国与古史传说林华东林华东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我们知道，一定的考古学文化是史前某支人类群体活动的遗存。尽管我们目前要把某支考古学文化同古史传说中的某一方国、部族或部落联盟对号挂钩，确有诸多困难，但这应是今后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群体的方...

两汉巫风与关陇古史传说的神化

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巫风炽盛的时期,以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为核心的巫术思想高度成熟。巫术思想对于民风、民俗和国家政治的运行都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并与先秦以来的重要思想文化流派相融合,上升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思想,逐渐奠定了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风貌。关陇古史传说系统可分为伏羲女娲创世传说、炎黄始祖传说、周秦发源传说三个部分,是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三大勃兴时期部分真实历史的反映。两汉时期关陇古史传说的神化主要将巫术的前瞻性和控制性本质与中国传统意义的历史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赋予关陇地区古史事件和人物更多的神秘色彩,使具有一定真实性的传说转变为神话,其途径为:多层次、多维度民间信仰对古史传说的巫化解读;政治巫术理论系统影响下的政权合法性理论对古史传说的神圣化和神仙化诠释;集权政治倡导下的文化巫术化与文人谶纬化对早期古史的神秘化改写。

试论疑古史学对蒙文通的影响——以蒙文通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为例

蒙文通是疑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古史专家。他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剖析蒙氏之学并参考"疑古派"以外学人的正面性评价,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古史辨派"疑古运动具有一定的表征意义。

文化人类学与“古史新辨”——以郑振铎《汤祷篇》为中心

针对顾颉刚等的"疑古辨伪"活动,郑振铎提出"古史新辨"的设想。发表于1933年的《汤祷篇》一文,便是这种设想的体现。在此文中,郑振铎借助文化人类学理论,对载录于中国古籍中的商汤祈雨传说进行了还原。今天看来,《汤祷篇》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运用异文化资料研究上古传说的方法,依然有积极意义。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兴起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潮流,便是对这种方法的隔代传承。

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应注意厘清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在大量考古学资料与古文献资料未找到很好切入点之前,不易通过划分不同文化集团去归纳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而应该根据古史传说时期存在问题去做些具体的探讨,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去归纳各种文化集团。二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传说与希腊及希伯来古神话是有根本区别的,把中国远古古史传说时代的人物事迹当作神话来看待是不对的。三是古史传说时代的官职制度、宗庙旗杆制度、原始社会组织形态、姓氏婚姻继嗣制度等有由口口相传到了西周时代而书之于简帛的情况,这些是与西周到战国秦汉时期完全不同的制度系统,是后人无法编造想象的,大体可信,应得到重视。

豫东夏商考古与古史传说

豫东地区涵盖今河南的开封、商丘和周口一带,是人类聚居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遗存丰富。但由于地处"黄泛区",泥沙淤积较厚,长期以来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探索滞后。自1936年李景聃先生首次赴豫东进行考古调查以来,该区域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先后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先商文化、中商和晚商文化等文化遗存类型。而豫东地区有关夏商古史传说较多,涉及夏、夷、商三族。对这些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整合之后发现,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吻合度,如帝相处商丘、少康复国、帝宁迁老丘、南亳问题等,都与豫东有一定的关系。商先公在帝孔甲之时南下豫东,商汤"景亳之会"的东夷族一部分活动于今豫东地区,以及中商时期的仲丁东征东夷是先占领豫东之地、再挥师东进今山东地区等认识都是有所本的,而且有考古资料进行支撑。因此,豫东夏商考古与古史传说的整合在相当程度上说明这一地区早期文明的确凿存在。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评介与断想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解决了这一领域中的许多难题,也为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路。其一,《新探》结合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理论,建立了新的学术思想研究原理,利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方法探索中华文化原点,解决古史传说时代的诸多难点问题;其二,《新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打破学科畛域分明的界限,从远古整体文化的高度,深入地探索传说时代,重构了当时历史原貌。

《晋语四》“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考辨

《国语·晋语四》所载一段“古说”自秦汉后颇受重视 ,近年来尤甚 ,在古史研究中影响甚巨。该篇乃纵横家之言 ,不具有“史”的成分 ,与《诗》、《左传》、《国语》其它各篇所载传说存在许多矛盾。“信”了这一说就否定了更古的说法。分清文献中古史传说的源流和简单“疑古”不是一回事 ,确定“古说”源流、判别其史料价值乃是古史研究的前提。

试析《蒙古秘史》中的古史传说

《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中的许多传说都和成吉思汗家族的系谱有着密切的联系。《秘史》中所记载的大部分传说是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系谱中分离出来的,可以说是整个黄金家族系谱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离开黄金家族的系谱去孤立地分析那些传说的话,就很难得到一个完整的解释。那些传说不仅是黄金家族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传授祖先历史和文化的主要信息来源。它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带上了比较明显的历史化和伦理化的倾向,从而形成了蒙古民族古史传说的雏型。古史传说的历史化和伦理化的交叉点上往往产生出明显的政治意向。正如谢选骏同志所说:“古史传说产生的动力,不仅有部落生活的要素,要有为本族寻求更古老,更高贵的神秘渊源的现实政治上的需求。因此。

三皇五帝——中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

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活跃着许多部族,并各有自己的首领和领袖。中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祖先。他们从洪荒时代走来,在通向文明的道路上,带领着自己的部族奋力跋涉,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从巢穴居室、钻燧取火、教民熟食、驯服野兽、发明农业,到钗簪服饰、文字金属、聚落城堡,从而把我们的民族引向鼎盛和辉煌。由于当时尚未有文字记载,人们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

浅谈中国古典小说的源头与古史传说的传布方式

中国古典小说与古史传说都起源于上古的生活经历与口耳相传。这些传说随着战争、迁徙等活动将其流传范围扩大,又依赖图腾、祭祀、占卜之术等手段代代流传。

本教古史传说与波斯祆教的影响

藏文字母系统创制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而藏文的相对成熟并被广泛用来纪事述史、译经勒铭，则是公元8世纪后半叶以后的事。面对无文字记载而又十分漫长的西藏上古历史，除了零散的考古资料和邻边民族的一些传闻之外，对我们最能有所帮助的，也只有藏族的古史传说了。

良渚文化的影响与古史传说

地处东海之滨的良渚文化近年来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要发现,使得人们对这一文化发展水平之高,作了重要的估计.人工筑成的土台形陵山.祭台,相当普遍的玉敛葬及殉人制度.大量的礼仪用玉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玉雕,氏族公共墓地的消失,代之为大小墓分葬于不同墓区的制度.种种现象表明了当时财富和权势已急遽地趋于集中,出现了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的显贵阶层,贫富分化已相当明显,手工业专业队伍已经形成.室内奴隶已较普遍,氏族制已(?)在解体.即将步入文明时代.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与女娲的古史传说

我在《将军崖岩画的初步考订》中曾把崖画A组的A 1考作抟土及引绳（?）造人的女娲,《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的解释和论争》一文称此为“女娲引绳造人说”。当时我觉得证据还不足,几年来,此事一直萦绕于怀,今又搜得一些新材料,在此对原说再作些补充。

神话、历史与古史传说人物

神话、历史与古史传说人物赵沛霖神话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涉及到神话学，也涉及到历史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的问题。因此，对它我们也就不应当囿于某一个学科，而应当从跨学科的综合角度加以审视。这样，我们也许会有某些新的发现。翻开各民族的历史，会没有例外地发...

《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是顾颉刚先生创建的以“疑古”为旗帜的当代著名史学流派。这一学派顺应“五四”以来反封建的历史潮流,在继承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对上古史研究中的史料、史实进行了系统的清理,推倒了传统观念中“三皇五帝”之类的偶象崇拜,极大地动摇了儒家圣经贤传的统治地位,为我国新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试论五四时期的古史传说研究

五四前后，在西方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以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夏曾佑、孙中山、王国维、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家、史学家，开始注目于中国古史传说的研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以不同的历史观为指导，运用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对中国古史传说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成果。虽然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仅仅是初步的，有些结论还带有相当大的片面性，然而却拉开了关于中国古史传说研究的序幕。史学家们所进行的许多方面的大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