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与史迹:故事眼光下史学的转向——“古史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推动(一)

一百年前发起的古史辨,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一个表征。古史辨的最大贡献与其说是“史迹的整理”,或更在于以传说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自觉意识,二者在当时又有些内在的紧张。要探讨古史辨学人如何推动传说在史学中的兴起,不能不对几个重要的背景因素进行梳理:从清代开始的学术眼光移向“正经正史”之外,奠定了民国前期新史学一个颇具突破性的倾向。而近代引入的进化论与社会阶段说,导致昔人眼中的黄金古代变成一个原始的时段。怎样定位已被颠覆的古代,成为必须面对的时代新问题。在民初兴起的截断众流倾向,主张把上古史的一大段作存而不论的处理,这一倾向引发了不同的因应和纠偏举措,包括“传说时代”的提出。

古史辨《静女》公案的再审视

本文以《古史辨》第三册《诗经》部分的经典案例——《静女》篇的相关论辩文字为出发点,集中讨论解决《静女》篇公案的三个核心问题。笔者积极汲取古史辨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如“彤”字的语用条件、《诗经》语篇结构与叙述逻辑的关联等;同时尝试结合出土文物,对“彤管”进行名物考证,得出“彤管为笔筒”的新论;进而理顺了《静女》第二、第三章的叙述逻辑。最后,笔者尝试对《静女》本事情境进行了还原。

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胡绳顾颉刚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开始从事学术活动，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直到他逝世的１９８０年。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学者、历史学家，在古史考订、古文献考订、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史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古史辨运动”的重心转向及其原因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运动”,是在新史学思潮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引发的一场由对中国上古史的怀疑而推广到疑古辨伪的探讨。在十五年的历程中,“古史辨运动”发生了转向,主要表现在由“不胫走天下”到“竟无反声”、由“清算古书古史”到“万物齐观”、由“疑古”到“释古”。运动中,人们初步尝试以怀疑精神看待历史进程,客观上扩大了现代史学的研究领域。但在尝试中,并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史学方法与史学观点,此后,讨论“古史辨运动”中的得失之处便成为史学现代化道路上的必经阶段。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

池田知久教授为原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他的简帛学及思想史研究都在当今日本学界享有盛名。在2005年3月进行的这次访谈中,池田教授结合中国及日本古典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就古史辨派的学术理路与成果、出土文献的价值认定与研究方法等问题给予了比较系统的评定和论说,当有益于推进我们对上古史的认知。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论“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得与失

中国现代学术传统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之所以重要,一则距离我们今日最近,与当下文化状态联系最为密切;二则因为现代学术传统乃是中、西对话交融的产物,是一种新的熔铸，而当今我们依然处于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中，故而现代学术传统对于我们可资借鉴之处良多。因此，重新梳理、反思现代学术传统，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工作。此前已有一些有识者做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但亦毋庸讳言，其深度、广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今日中国学人而言，欲建立具有独特性、原创性之学术，最佳途径就是总结现代学术的“得”与“失”，进而在其基础上“接着说”。

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风气是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与“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以疑古著称的“古史辨”派在打破传统迷信、清除封建史学影响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与学派一样,它又带有自身的局限。“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与局限在其古史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古史辨”学者提出的辨伪结论是否可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得失,是准确估价该学派学术成就的关键。

论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

古史辨派是活跃于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 ,为了揭示有关中国上古史记载的真面目 ,该派对包括《周易》在内的诸多古代经籍进行了考证。其考证《周易》的目的 ,是“打破汉人的经说” ,“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 ,“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为此 ,他们重点讨论了《周易》经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周易》经传的性质及关系 ,孔子与《周易》经传 ,《周易》一书的结构等问题。这些讨论对于传统易学造成了极大冲击。从学术发展史的立场看 ,他们的考证难免有疑古过勇之讥。

检讨《古史辨》学理基础的一项早期尝试

罗香林有一篇少为人知的旧文,检讨了《古史辨》的学理基础。对该文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古史辨"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些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演变。也可见中国史学界在思考一些史学的基本问题上,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古史辨派的史学遗产与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建设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是我国20世纪20-40年代古史研究的主要派别,对我国史学尤其是上古史研究影响深远。疑古精神、对进步史观的积极追求与接纳的态度、对古史资料考信而后用之的原则、注重历史与考古研究结合的治史方法,以及建设新古史体系的设想,是古史辨派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新古史体系的建设道路并不平坦,搞好新古史体系建设较为根本的对策就是在总结和继承古史辨派优秀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创新,切实加强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沟通与合作。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疑古派”与“考古派”虽然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主张“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不过,心理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其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等,均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家的“疑古”之说。因此,王国维可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一位“被动参与者”。这一学术事实的考定,可为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提供若干思考和启迪。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性质研究

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 2 0世纪初期 ,“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性质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 ,“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 ,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研究对整个 2 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 ,也制约了此间经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