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风气是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与“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以疑古著称的“古史辨”派在打破传统迷信、清除封建史学影响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与学派一样,它又带有自身的局限。“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与局限在其古史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古史辨”学者提出的辨伪结论是否可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得失,是准确估价该学派学术成就的关键。

江户古学派新诠与解构“四书”的道德论取向

日本江户时代的古学派,以"反宋学"而著称于世。在批判宋学的过程中,山鹿素行、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等三位古学派的重要人物对宋学的结晶"四书"皆有过新诠,形成别具特色的古学"四书"认识。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透过三人对"四书"的诠释与认识,以他们的儒学"道德论"为核心,重点探讨他们新诠与解构"四书"的立论之基,由此凸显出古学派诠释"四书"的思想特性。

日本近代学者解读“江户古学派”的日本优越论取向——以井上哲次郎与丸山真男为中心

考察日本思想史,江户“古学派”的说法出自日本近代学者之手。然而,“古学派”的说法自被提出之后,便成为日本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是井上哲次郎和丸山真男,前者从“道德论”的视角解读“古学派”,后者则强调“古学派”的“近代性”特征。重要的是,二人在解读“古学派”的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凸显出“日本优越论”的价值取向,成为后来日本学者解读“古学派”的主流基调,但其中亦有夸大之处,未能客观反映出“古学派”的思想价值。

与儒同行:日本古学派的形成

古学派是近世日本的儒学派别之一,古学派以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他们提倡古学,呼吁不依赖五经的注疏,直接从孔孟的原著中直接探索儒学的真意。从治学方法上看,古学派学者认为战国的诸子、汉唐的儒家、宋元的理学,非继承周公、孔、孟之道,故应直接读先秦古籍,恢复孔孟圣贤之道,以探求古代儒学之真义。

复归“先王之道”:德川日本古学派 “家礼”思想的批判

德川日本时代的儒家知识人在摆脱佛教丧葬仪轨束缚后,全面继受朱子《家礼》并积极倡导先王礼制中的“古义”思想,将死生观建立在《家礼》仪式的日常实践上,这是日本社会受容朱子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为使儒家生命礼仪进一步本土化,并论证德川时代家礼与中国“先王道统”一脉相承的合法性,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学派知识人主张跳出宋儒“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观,从“道者统名”的角度重新理解“先王之道”与家礼中“孝弟之道”的关系,并试图在批判宋儒礼学的基础上证明华夏儒学道统的“日本化”。古学派通过对家礼思想的本土改造,其本质是要在东亚儒学世界的彼此对视中重新界定“华夷观”,对“他者”文化解构的同时彰显“自文化中心主义”。

论古史辨派的史学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争民主,讲科学,促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获得一定的解放。我国固有的文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也受到冲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与实验主义哲学,先后输入,为某些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下来。中西思想结合,形成一股新兴力量,冲破令人窒息的沉闷环境,出现一种新气象。历史学领域中的疑古思潮,就应运而生。疑古学派的创始者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最初听到古文经学家章太炎的演讲,“

日本古学派《诗》学之人情观

古学派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诞生的一支重要的儒学流派,标志着日本儒学特征的正式形成。其《诗经》人情观彻底改变了日本《诗》学的走向,由原来追随汉人的人云亦云,转变为立足本国文化传统以"人情"为内核的《诗》学观。在日本《诗经》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朱熹人欲思想在日本近世的误读——以古学派对“无欲说”的批判为线索

在朱熹思想中“欲”和“人欲”是不同的范畴,其讲“灭人欲”“去人欲”并非要人“灭欲”“无欲”,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但日本近世对朱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忠实介绍者”当中,至古学派兴起后,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然而观点不尽相同:山鹿素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贬周而褒朱;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认为“主静”不合于“天地生物之心”,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则考究“人欲”在《礼记·乐记》中的内涵,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严格主义演绎有关,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欲”“人欲”的区分,而阳明学者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历史文脉。

先秦儒家与古希腊大雅典学派正义观比较研究

作为中西正义论之源起,义与正义在其本质论、功能论、与其他重要德目的关系论、形态划分论等多层面都呈现出某些相似与相异。两者总体上以行止合宜与合法为本质内涵,而在涉利行为上则以正当与公平为本质要求,从一般与具体两个角度获得自身规定。两者主要从社会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与交换的角度进行了形态划分,其规范目光分别指向人伦—政治领域和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社会领域。秉承礼治情感主义和法治理性主义,它们各属情义与理义体系。义与正义都强调差异性公平,主张社会分工和差等分配。两者在功能上对培养个体德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定有重要作用。义与正义的比较研究,为厘清中西正义论的异同提供了一些思路。

试论日本古学派“孟子像”的学术分歧——以孟子“王道论”为例

德川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黄金时期。在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260多年中,儒学始终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到古学派,该时期,日本儒学各派充分吸收中国儒家思想精华,并结合日本社会、文化特点,推动了儒学东渐后的日本化、本土化进程。从伊藤仁斋的“尊孟论”到荻生徂徕的“轻孟论”乃至太宰春台的“批孟论”,日本古学派在诠释《孟子》时产生的较大分裂体现出了学派内及学派间的学术观点碰撞,通过剖析亦可把握儒学在日本思想史中的发展脉络。

日本“古学”与“国学”的各自分工及学理关联

"古学"与"国学",是日本近世两大重要的思想流派。各自的集大成者荻生徂徕和本居宣长,取向上有差异,话语上有分别,但学脉上有关联,观点上有承袭。在将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植入自己学说体系内,并为它们营造可以连续生长的文化环境乃至政治环境的问题上,两者间并无龃龉,且成为日本近世思想链条上前后衔续、难以分断的两大逻辑连环。

从后现代史学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观点后,在史学界引起两次批判,这两次批判多将顾颉刚视为是“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然而,顾颉刚层累说与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在理论上有相似性,所以层累说所受到传统史学家的质疑,也常与后现代史学遭受的批判有相同之处。虽然顾颉刚有许多与后现代史学相近的看法,但他相信各个时代所建构的历史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意识”,由此可以建立一种“近真”的历史,从而也比后现代史学更能维护史学研究的尊严。从当代史学史的发展而言,顾颉刚的观点早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这不但表现了中国史学见解的自主性,也更早地将中国史学带入了当代的研究趋势之中。因此,层累说可说是让中国的史学界比西方更早接受了后现代史观的冲击,也让传统的史学家借之反思而可顺接后现代史观所引发的启示。

伊藤仁斋《论语古义》对朱子学的异化

在探究朱子学对日本近世思想形成的影响时,将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与《四书集注》比较是其关键节点之一。若以朱子学为背景,仁斋对以朱子学的否定主要体现在:经典上改重《论语》;强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具体事务的指导。若以古学派甚至整个日本儒学为背景,则仁斋对朱子学的继承体现在:尊孔、训诂和诠释观。故伊藤仁斋对朱子学的异化主要是从原儒的角度瓦解朱子学和突出的实学观。

太谷学派宗主李光炘诗集手稿考订——黄葆年手定孤本《群玉山房诗集》鉴定记

太古学派手稿十分罕见,对新发现的太谷学派南宗宗主李光炘《群玉山房诗集》黄葆年手定稿本进行考订,可以促进太古学派的深入研究。

日本江户古学派的“尊孟”与“非孟”论

对中国朱子学的批判,是日本江户古学派的共通价值取向。但是,针对与朱子学有着密切关联的孟子及《孟子》一书,古学派的两大巨子——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却有着＂尊孟＂与＂非孟＂的不同看法,并对《孟子》有着不同程度的新诠,从中凸显出二人的价值取向。因而,从日本视域下探讨《孟子》诠释,更将有助于人们对《孟子》在东亚世界历史地位的深入认识。

日本近世古学派的“四书观”——以伊藤仁斋为中心

日本近世江户时代的古学派,以"反宋学"而著称于世。在批判宋学的过程中,他们对宋学的结晶"四书"皆有过新诠及不同程度的解构,形成别具特色的古学"四书"认识。重要的是,这一新认识中还凸显出实务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它开启了日本在"前近代"摆脱中国"中心化"和"经典化"的开端。其中,伊藤仁斋的"四书"新诠与解构最具代表意义。

谈廖名春评价顾颉刚的方法论问题

在对顾颉刚及疑古派的研究中,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比较颖出,但是廖文评价顾颉刚时“假设”有余而“求证”不足,并因嵌入政治背景而使问题复杂化,其研究没有跳出古史辨派的圈子。关于对顾颉刚的评价问题,首要的不在具体结论,而在方法论上。

论伊藤仁斋对周敦颐《通书》的诠释——以《通书管见》为中心

在本体论上,伊藤仁斋指出周敦颐以诚为未发之实理,与朱熹所谓贯通未发已发的天理有所不同。在人性论上,关于五常,仁斋批判了朱熹以五性为五常,指出信是为四德所规范的行为,不可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关于善恶,指出朱熹以性属纯善的未发之理,以情属有善有恶的已发之气的观点不符合周敦颐的本义;关于五性,指出周敦颐将仁义作为道德规范而非本性,德也是指已发而言,非朱熹所谓未发之天理;关于复性,指出周敦颐所谓"复"是复归于"诚"这一性命本源,非复归于仁义礼智之道德规范,并认为周敦颐人性论中已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在工夫论上,仁斋指出周敦颐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提倡无欲主静的消极工夫,与先秦儒学的积极有为精神不符。

近世日本知识界的《韩非子》受容——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近世日本学者对《韩非子》的研究和借鉴始于山鹿素行。通过系统研读《韩非子》,山鹿素行发现了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在“规则”与“人情”两方面的共通性,进而打通了二者的理论逻辑,并以此作为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通过对《韩非子》中法治论与人情论的吸收,素行在其原本以“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补充了“法”的内容,从而形成“礼”“法”兼用、伦理与政治并举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儒法之争,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