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书水上”再辨

偶阅《社会科学战线》(吉林)1979年第4期,在“译林拾英”一栏上(206页),刊有杨德豫同志一文,“‘名书水上’辨”,觉得可以商讨一下。 杨同志指出:郭沫若同志有一首诗,其中一联为“意入天边云树远,名书水上月华迟”。诗后有注:“英国诗人济慈在临终之前,他希望他的墓碑要这样题字:这里是躺着一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另外,查良铮译《济慈诗选》译序中亦将济慈此语译为“这里安息了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杨同志说:“名书水上或名字写在水上,殊不可解”。

论“诗言志”说的历史意义

古诗是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素材。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诗被称为“史诗”,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就说明了诗这一文学形式的史学价值。前者指记史之诗,后者指用诗记史,语异意同。惟其诗可证史,所以也就可以引诗教史。但是,引诗教史,应该弄清诗的发展规律及其历史价值,注意科学性。本文欲借论说“诗言志”说的历史意义,来为引诗教史提供些文学理论依据,算是旁敲侧击吧。 “诗言志”出处,一说《尚书·尧典》,一说《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诸说不一,但它是我国早期文学理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标志着我国人民对诗的认识开始由迷信走向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