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说同异问题争议的回顾与辨正——兼论清代乾嘉学派历史主义向度的思想渊源

清代学术于今古文经说的对立意识肇端于19世纪以后的今文经学倡导者刘逢禄等对古文经学的攻讦,并在晚清以降成为重要思想议题。周予同基于廖平对于今古文经学不同宗旨的辨析,分判二家对立观念之要点,当代学界对其说提出颇多异议。回顾汉代经学今古文经说的实际情况,可见当时在有关观念上二家虽尚未形成非此即彼的分野,但已蕴含了一定倾向性。这些倾向虽被清代今文经师们逐渐绝对化了,但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些倾向本身的存在。乾嘉学派对于东汉古文经师的历史主义倾向的认同奠定了其发展走向,同时历史主义亦构成清代乾嘉学派的思想底蕴。

论古文经学对两汉文风的影响

经学在两汉达到了高度繁荣,古文经学作为经学的重要一派,其发展深刻影响了同时代文学的发展。古文经学家对待经典的历史态度与训诂方法反映在文学上,表现为汉代史传文学史学色彩的强化,语言趋于辞赋化、典雅化,并以复古为旗帜推动文学的革新。古文经学的理性独立精神,加强了文学的批判性与现实性,促进作家个性风格的张扬。古文经学简练畅达的解经方式促进了汉大赋向抒情小赋的文体转变。古文经学提倡通达,带动了文学朝着丰富化、多样化方向的发展。

以古非古: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一种释《诗》理路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是清代“三家诗”校注、辑佚的集大成之作。该著用今文经学的观点对《毛传》《郑笺》《孔疏》等古文经学经典做了汇总式大批判。但王先谦往往也借用《周礼》《左传》等古文经传来否定《毛传》《郑笺》的观点,或直接列举《毛传》《郑笺》之说以彰其舛误;对《说文解字》以及古文时贤名家亦颇为注重,或以之为批判对象,或以之为论证材料,其最终目的仍在于非“古”是“今”。《诗三家义集疏》这种借古文经典来否定古文经说的入室操戈式释《诗》理路,极具创新意识,在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意义甚大,理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由古文经学的渊源再论《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

以战国至秦汉的古文经学流传情况为背景，以子夏、李 克、吴起以至《毛诗序》的流传情况为线索，以上博简《诗论》、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与《毛 诗序》的对比研究为依据，可以进一步证明《诗论》与《毛诗序》之间的源流关系。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未将古文经学生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新探

关于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旨趣 ,一般认为是争官学地位 ,并归结为争博士一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本文提出 ,这一点并不是古文学者向今文经学发难的根本理由 ,维护学术思想上的大一统格局 ,保持经学在政治生活中的独断权威 ,才是今古文经学争论的实质。关于今古文经学的分歧 ,传统看法是两派对孔子和五经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本文认为 ,在尊奉孔子、崇拜五经等经学基本立场上双方并无原则分歧。文章重点从经典的字体、内容 。

古文经学的发生与《乐经》的成立

西汉建国后的近八十年里,因各种原因,儒家经典和儒学教育一直处于被忽视的沉寂状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并置博士弟子员,经过三十多年努力,才完成了儒家经典和儒学教育的制度建设。不过,武帝所立全是今文经学,且《乐经》未立学官,古文经学只在民间传习。宣帝时官方经学虽仍是今文经学的天下,但古文经学在民间得到较大发展,到成帝时已颇具影响。而今文经学内部的学派之争,也动摇着今文经学的学术信誉和权威地位。到平帝时,《毛诗》、《左传》、《周官》、《古文尚书》、《乐经》先后被立学官,奠定了古文经学的学术地位,也形成了今、古文经学纷争的态势。由于古文经学立为学官的主要推手是刘歆和王莽,而王莽新朝短命而亡,刘歆为新朝国师,今文经学家遂指称他们伪造经典,居心不良。尽管《毛诗》、《左传》、《周官》后来得到广泛流传,而《古文尚书》、《乐经》却若存若亡,引起巨大争议。综合考察刘歆和王莽奏立古文经学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动机,结合传世文献,可以确证他们都没有作伪,今文经学家的指控不能成立。至于《乐经》文本失传与否,则需要跳出今、古文经学的思想藩篱来寻求解决。

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是古文经学发展兴盛并压倒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期。这一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其标志则是"郑学"的出现。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大进步。但首先在今古文经学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是郑玄之前的许慎。许慎在汉代是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兼采今文经说即已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而他的《五经异义》更为这种融合起了奠基作用。

今古文之争的方法论意义

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是儒家经学中的大问题,也是自两汉之后儒学发展史上时有起伏的一条主线。因为晚清经学革命的深刻影响,在现代学术话语中,今古文的分际已为人们所熟知,尤以对汉代和清中叶后的学术史叙述为显著。但今古文之别,不简单是文字方面的差异,也不完全是经籍出处和时代先后的问题,而是凝聚了经典形成及其解释过程之中的一系列话题,尤其关涉到对于经典的理解和解经学的方法论问题。如果说两汉经学因为秦火之后拾掇旧篇的缘故,又恰逢大一统政治格局确立之需,今古文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辨析的范围,那么晚清经学的变化,今文一派之崛起,更是预示了社会大变革的到来。除了历史叙事的背景之外,今古文之争对于经典文本本身的理解和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胡适的学术方法与清末今古文经学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建立者,最重要的是提出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胡适的学术方法,尤其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法,长期被视为对清代汉学正统派研究方法的直接概括,其实乃兼取清末经学今古文两派之长,与二者都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胡适从清代汉学中撷取“小心求证”的方法论传统,又从康有为今文经学中总结出“大胆设想”的方法,用以补救清代汉学家缺少假设之弊,从而突破清末经学的门户与家法,体现了对经学今古文两派方法的综合与超越。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

魏源对汉代今、古文经学之辨析

魏源和龚自珍同受刘逢禄《公羊春秋》学，于晚清今文经学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魏源在谈他倡今文经学之宗旨和意义说：……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

制度与转型:文献学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主要是在学术方法上的,今文官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口耳相传的师说系统,但今文经在文本上多残缺,要对六艺有切实理解,最终必求之于文献的把握。所以刘歆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在解经立足点上,从师说转到了文献上来,从而引起了今古文的对立。在两汉今古文经学问题上,当时双方都不讨论文献真伪问题,而是学术立场,即对于文献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经学是今文经学的发展,而不是两条线的对立。并由此可见后世所谓刘歆造伪及今古文对立的一些特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东汉中后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盛衰变化

针对西汉君主普遍重视今文经学而轻视古文经学的状况，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进行了二百年的斗争，结果古文经学由衰而盛，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则盛而衰，为古今经学所取代。

许慎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对经学发展的贡献

在汉代今古文经学派的斗争中,许慎的这种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充分体现出他的泱泱学者风度和博大的胸怀,为后世治经学者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训释方法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古文经学与汉代礼制建构

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并且被整理、校勘,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可以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的礼制建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西汉一朝,宗经法古的礼制建构思想始终存在,并且随着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这种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日益强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强大思潮。古文经传的被发现和整理为这种政治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种政治要求也促成了古文经学的发达。这就是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地位抬升的原因。

今古文融通:郑玄的经籍笺注及其史学价值

郑玄是东汉经学集大成者,郑学“小一统”对促进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通具有重要的作用。郑玄的经籍笺注以古文经说为主要立场,又兼采今文经说,体现出他博采众家、融合今古的经学特点。郑玄的经籍笺注不但对经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这种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今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

汉代古文经学以礼统法思想及其形成原因窥探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思想在汉代是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学中的礼法思想与汉代政治紧密结合,成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古文经学重视礼法建构密不可分。

试论章炳麟古文经学的革命情怀

中国经学与政治历来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辛亥革命前后，章炳麟抛却改良、投身革命，批判保皇、宣扬革命，以及其对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等，都与古文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说来，古文经学是章炳麟走上革命道路的源头活水，是其批判改良、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是其开启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文化媒体。由是，在晚清历史上，章炳麟掀起了古文经学的最后一排涌浪。这排涌浪，既饱含着章炳麟古文经学浓厚的革命意蕴、激越的革命情怀和高远的革命追求，也体现了古文经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了古文经学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