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古文辞类纂》的韩愈古文研究

韩愈古文受到宋人的特别重视,学习研究者亦多;金元明相对冷落;清代以八股取士的风气转盛,士子都以韩文为范式学习写作,因此带动了韩愈古文的选编与研究。清代桐城诸公成为学习研究韩愈古文的一大流派,他们对韩愈古文的研究承上启下,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韩愈的古文研究。姚鼐及其《古文辞类纂》不但成为桐城派韩愈古文研究的代表,亦是清人研究韩愈古文的代表。用历史的眼光看,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清姚鼐《古文辞类纂》、近代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的三个重要选本中,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别树一帜,个性鲜明,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从其类选倾向、评断精审及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高步瀛《唐宋文举要》比较等方面论析姚鼐对韩愈古文的研究。

《古文辞类纂》与桐城派文学史观

姚鼐编撰的《古文辞类纂》堪称后姚门时代的教学秘籍,其中内含了姚氏从四库馆“南归”后书院授徒以立派的心志,以及传承桐城“文统”而发扬光大的作用。姚编与一般的古文选本不同,具有广义的古文辞意义,而所选文章又有所偏重,颇见特色,其中最典型的是大量选录唐宋八家文、归有光文与桐城方(苞)、刘(大櫆)作品。姚氏在其《序目》中提出的“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八字箴言,是继承刘大櫆“因声求气”批评观而加以变化,融织了古文与骈文、散文与诗歌的文学境界。该编成书并被奉为经典后,又有着大量的圈点与评语,这也呈示了桐城派文学观的传承与变奏。

《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

同为桐城谱系的选本,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歧异。二者在文体分类上"大体不甚相远",在篇目采择上也多有重合,重视韩、欧文的态度也如出一辙。但《杂钞》在《类纂》的基础上增删文类,凸显出对经世之文的重视;又于经史子集并录,骈散兼收并蓄;在对历代文的抉择上,首重秦汉文,兼取魏晋六朝文,轻视明清文;与《类纂》以收录集部文为主,不屑骈体,首重唐宋文,推崇明清文,鄙夷魏晋六朝文的做法迥然不同。《杂钞》拓宽了古文领地,扩大了桐城门庭,也修正了桐城文统。于此,我们也可窥见曾国藩的古文观念和为文宗尚的自家特色,以及桐城派内部的承传嬗变之迹。

从《古文辞类纂》到《唐宋文举要》——兼论高步瀛对姚鼐文章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以其较为精当完备的选文、精辟的评论和谨严的注释成为清中期以后学习古文的畅销选本,对桐城派古文标准的确立和传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步瀛选注《唐宋文举要》显示出对《古文辞类纂》的借鉴与吸收,也表现了高步瀛对姚鼐文章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古文辞类纂》评选辞赋发微

姚鼐《古文辞类纂》对辞赋文体的认定与选录,“一以《汉略》为法”,并非盲目的尊古复古,而是辞赋辨体观念一种螺旋式的复归与提升;在认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有关赋体界定的同时,又力图概括出散体文赋的体裁特征,为赋体界定寻找内在依据。姚鼐评选辞赋中所体现出的辞赋观念,为现代的辞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在古文选本中将辞赋作为重要的一体进行选录,也可成为我们全面认识姚鼐古文理论的一个独特视角。

《古文辞类纂》圈点系统初探

姚鼐《古文辞类纂》中的圈点系统是由篇目标圈、正文圈点和文字评论三个层面构成;三个层面既各自发挥其文学评论功能,又按比例实行评文篇章的总量控制,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疏密有致、交叉重叠、相互照应、灵活多变的立体的艺术评论网络。姚鼐《古文辞类纂》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精巧的评论网络构建和彰显其古文理论的审美维度。

《古文辞类纂》系列选本及其文学史意义

姚鼐《古文辞类纂》问世之后,王先谦、黎庶昌、蒋瑞藻都有续作。作为分别带有承传性质、变革性质和总结性质的古文总集,这些选本具有强烈的文统意识,反映了桐城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衍变。

《古文辞类纂》李刻本校勘原委与学术价值

《古文辞类纂》李刻本的校勘工作,主要是由桐城著名的文献学家萧穆承担的。付印之前,又经吴汝纶历时半年的审核;付印出版之后,李承渊又作了进一步校勘刓版,最终成为精善之本。由于李本中的《校刊古文辞类纂序》是萧穆以李承渊的身份代作而成,掩盖了萧穆的校勘功绩。吴汝纶出于对吴昌期刻本的偏好,而说萧穆"用吴本而加姚氏晚年圈识",又抹杀了萧穆的校雠之功。萧穆在校勘中标明句读,使李本《古文辞类纂》成为较早句读分明的文学总集,在近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史和书籍印刷史上开风气之先。

《古文辞类纂》重视辞赋选录的理论指归

姚鼐《古文辞类纂》打破辞赋与古文对立并举的传统观念,明确将辞赋作为古文的一个类别大量选录;其圈定的最优作品,辞赋最多。在古文选本中如此重视辞赋选录,意在强化古文的辞章之美,完善其古文内部审美图式的理论构建,提升古文的审美层次,重建桐城派古文的新文统,使桐城派古文理论在审美的维度上获得了新的飞跃。

姚鼐的“古文辞”思想及其实践——《古文辞类纂》选辞赋的文章学意义

《古文辞类纂》中"辞赋类"和"哀祭类"共选78篇辞赋。从选本所分13文类来看,姚鼐在古文选本中选辞赋,并未关注赋之"体",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赋体意识。由这78篇辞赋文本特征可见,古文家姚鼐更重视辞赋之"辞"和"用",所选辞赋皆存"韵格"。姚鼐《古文辞类纂》大量选录辞赋,体现了古文家的辞用意识,使"古文"发展为"古文辞",以选本方式实践了融通文体、超越义法、重视境界等"古文辞"思想。

《古文辞类纂》与续补三种之比较

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曾国藩、王先谦、黎庶昌又各编一部古文辞选本。后三者都以《类纂》为基础,收文上或增补或续接,部类设立上进行取舍与分合。文章比较了四者在部类分合上的因循变革,探析了各自的成书背景、编纂目的及四者的相互关系。

姚鼐《古文辞类纂》的韩愈古文研究

在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清姚鼐《古文辞类纂》、近代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的三个重要选本中,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别树一帜,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倍受学者与文士重视.特别是他对韩文注音、义释、评说,值得深入研究.一姚鼐论学主张集义理、考证、辞章之长,辑《古文辞类纂》74卷.他辑此书的目的是发明古人文义,裨益学者.他一生从教四十余年,目的是教会学生写文章,应科考.

从《古文辞类纂》所选曾巩文看桐城派对曾巩的接受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所选曾巩文章21首,主要是序和记两种文体,通过阅读分析文章可以知道它们体现了曾巩的先王之道,有强烈的议论性,语言简洁,平直自然,从《古文辞类纂》对曾巩文章的选取可以窥探出桐城派的基于'义法'的理论主张和'雅洁'的文章风格在内容和形式上对曾巩的接受。

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及其文章学思想

林纾在清季民初桐城古文遭受多方冲击而渐趋式微之际,极力倡导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而成《古文辞类纂选本》,以力延古文一线之传。是选仍依姚选之例按文体分类编排,对各种文体判别类目,考镜源流,训释名义,选评名篇,指示法则;于选文评点中论起笔、伏笔、锁笔、绕笔、收笔等笔法,间有对字眼、奇字的分析;评骘意境、风趣、情韵、神味等美学范畴,对桐城派文章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总结和提升。

从《古文辞类纂》到《骈体文钞》

清代骈文的中兴,既表现于骈文名家辈出,也表现于骈文理论的极盛。从骈文创作需要出发,骈文理论在清中叶及后期涌现出诸多为骈文正名、与古文对垒的选本与理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奠定了古文"正统"的地位,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则赶在《古文辞类纂》刊刻的第二年亦匆匆问世,其对垒之意颇具意味,而校刻《古文辞类纂》的正是李兆洛本人。探究从《古文辞类纂》到《骈体文钞》的撰写与刊刻过程,能理清清代骈散之争的脉络和头绪。

浅谈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

黎庶昌于光绪十五年(1889)选编了《续古文辞类纂》28卷,收文449篇。《古文辞类纂》乃桐城派发展中重要人物姚鼐所编。姚鼐(1731—1815),字姬传,桐城人。官至礼部侍郎,曾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引退后,以学者和文人身分先后主讲梅花、

以“序”为“记”与由“体”及“用”——《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序文归类辨

柳宗元以“序”名篇之《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序饮》《序棋》,历代分体编录的别集与总集多归入“序”体,《古文辞类纂》将其归为“杂记类”。从文体自身流变看,叙事要素的重叠使得“杂记类”这一文类与“序”体之功能趋于互渗,加之唐代古文运动对传统文体的革新,导致了文体界限的混淆与模糊。从编者的立类标准看,历代别集与总集编排作品多关注文体本身的嬗变,姚鼐则更侧重于具体文章承载的价值功用,柳氏三文的归类差异主要表现为“体”“用”之辨。纵观古代文学创作及文体分类历程,名同而实异的分类现象并非个案,只有深度剖析文体形态与流变过程,充分体认部分文体兼有他类文体的功能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体的归属问题。

从章法的关注到审美的强调——《古文辞类纂》评点的美学价值

姚鼐在《古文辞类篡》中将评点这一中国古老的文学批评的方式,从对章法的关注发展到对审美的强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近现代散文逐渐演变为独立的审美形态,与之当不无借鉴继承之关系.

姚鼐与《古文辞类纂》

桐城派主宰中国文坛三百余年，成为清代流传地域最广、影响最大、历史最长、作家最多的一个文学流派。姚鼐作为清桐城派的宗师和桐城派作家中集大成者，对桐城派在文坛上取得正宗的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独具见解的精严文论和倾动天下的散文创作，历来为海内学者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