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论

元仁宗皇庆年间恢复科举,规定《四书》依据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诗》《书》《易》三经"兼用古注疏",《礼记》"用古注疏"。这一规定,有其特殊的学术渊源及学术缘由,与唐、宋、明、清皆有不同。其重要意义在于,"兼用古注疏"可以使"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使治经者必守家法,以求至当之归"。此一规定,一定程度上表明程朱理学的地位在元代尚不及明清那样稳固,也因此保证了元代学术"犹有研究古义之功"的宝贵品格。

明代經學古注疏存廢析論

自明廷頒行《大全》、獨尊宋學以還,古注疏(即漢唐注疏)存在嚴重的淪廢危機,而反對專崇宋學的力量潛滋暗長,突出表現即爲明中後期“古注疏不可廢也”的呼聲以及《十三經注疏》的校印等。明代古注疏的存廢與儒學發展的三種趨向桴鼓相應:在“回向程朱”趨向下,古注疏經歷了從與宋儒解並存到式微的轉變;在“走出程朱”趨向下,古注疏成爲明儒用來抗衡宋儒解獨霸學林的利器,同時由於陽明心學的異軍突起,其重要性也有所消蝕;在“走出五經”趨向下,受到救亡之學、佛老之學、商業文化以及西方科技與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衝擊,儒學尚且難以穩固社會上的領袖地位,依附于五經的古注疏也隨之邊緣化。

“附录纂疏”体经学著作与“四书五经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经学为叙述中心

明永乐年间官方纂修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9部著作中有7部以元代新安经学著作为底本。新安经学著作因徽州、建安发达的刻书业而广泛流布,为"大全"取材提供了可能;而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体例则是"大全"纂修者取材新安经学的根本原因。新安经学的"纂疏"体例中保存有不少古注疏,这一特点遗传到了诸"大全"之中,对后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