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法制化管理的开端——简析南京国民政府的《古物保存法》

《古物保存法》及其《施行细则》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文物保护法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保护文物纳人法律的轨道,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宣布了文物保护新局面的到来。本文简述了《古物保存法》及其《施行细则》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局限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

民族国家考古秩序的确立——“何日章案”与《古物保存法》的颁布

清末民初,中国的考古一直处于无序状态。在地方上的考古发掘和将地方出土文物运往北平引来了地方政府的不满,他们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与中央政府争夺国家文化保存权。这种混乱的局面加速了相关法律的的颁布。《采掘古物暂行条例》中却规定采掘者与国家“平分古物”,这引起了受民族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古物保存法》将《采掘古物暂行条例》中的采掘者与国家“平分古物”改为了古物“概归国有”,还禁止了外国人私自在中国进行考古,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胜利,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考古秩序,使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进程得到推进。

从平分到“概归国有”——《古物保存法》中地下文物所有权的修改始末

中国法律中地下文物国有的原则,可以追溯到1930年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文物保护法律《古物保存法》。但该原则在最终写入《古物保存法》前,却经历了重大修改。在最初的《采掘古物暂行条例》草案中,采掘所得的古物由发掘者和国家平分,后因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力争,才最终确立了"概归国有"的原则。

《古物保存法》立法始末探析

1930年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实施《古物保存法》,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央政府公布实施,并具有现代意义的全国性的文物保护专门法,为之后颁布的文物法令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之后外国探险家所得文物归属权等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国权”“国体”的话语与实践:“安得思案”的中方应对研究(1928-1930)

1928年至1930年间,以古物保管委员会为代表的中国方面和以安得思为代表的美国天产博物院围绕蒙古高原地区考察授权、古物归属及合作原则等问题展开了数次交涉。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始终坚持力争“国权”与维护“国体”的宗旨。从其具体过程来看,古物保管委员会既有以“国权”换取“邦交”的无奈抉择,也有为捍卫“国体”而不惜终止合作的强硬诉求。相关交涉契合南京国民政府构建主权形象、凝聚政权认同的现实需要,反映了彼时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提倡古物考察自主性的诉求,从而与西方学者在中国境内从事的古物收集形成了一种“知识竞争”。就其结果而言,这一诉求直接推动了《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古物采掘保管法规》《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等行政法规的颁行。